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创新_其他新闻_新闻

我国要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就必须构建起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大学办学的创新提供制度支撑。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制定大学章程，依据章程推进大学治理已经成为共识。大学章程建设被认为是探索实施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途径。从政策来看，政府高度重视大学章程建设，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并要求各高校制定章程，实现“一校一章程”。

基于大学章程建设对大学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大学章程建设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大学章程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制定程序、实施途径等基本问题。但必须认识到，研究大学章程必须坚定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立场，因为大学章程建设的意义指向为促进大学制度创新和大学办学质量。所以，高等教育规律及大学的逻辑必须作为研究大学章程问题的根本依据。正是基于此，本人完成并出版了专著《学术本位视域中的大学章程研究》。那么，大学是何种机构？大学的逻辑是什么？本书从大学的发轫观其组织原型，从大学的学术功能论其价值基础，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了“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的观点，进而以美国、德国两国大学制度体系为例阐述了“学术本位”这一大学逻辑在制度上的表征。这在大学的多元属性说风行一时的背景下，颇具理性价值，有利于目前大学章程研究由多样化言说向核心价值的复归。大学的根本组织属性为学术属性这一特质，决定了必须以学术本位为准则来认知、审视和建设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并非始于现代大学，其原初形态可追溯到中世纪大学时代。然而，现代大学章程是中世纪大学章程在内质上的绵延赓续，还是中世纪大学章程基因突变的异化产物？这既关系到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的本然性关系，也涉及到当代大学章程建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本书将学术探头置于距今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回溯大学章程的源起及其演进的历史，剖析了大学特许状及学者行会的组织规程是如何逐步成为大学设立所必需的制度化条件，以及这些大学章程最初的原型是如何有效地保护了大学的成长壮大。通过历史研究，本书发现，欧洲最早的大学章程从其最初由教权或皇权颁发的特许状开始，就肩负着保护大学及其学者的使命。随着章程的逐渐完善和制度化，其所维系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角色与责任得以固定下来。这也就是本书的基本观点：大学章程建设必须遵循学术本位这一原则和价值导向，否则，通过大学章程建设来贯彻现代大学制度、实现大学善治的初心就会变成梦想。

从中世纪以来，大学章程在西方大学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尊重大学本性，按照学术本位的逻辑来运行和管理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升质量、追求卓越的普遍经验。从19世纪初期洪堡等人创建柏林大学，到美国师法德国创造性地构建起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体系，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新兴高等教育体系的异军突起，到中国民国时期学习西方而大学兴盛一时，乃至战乱时期西南联大的再创辉煌，都佐证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尊重大学本真，则大学兴；违背大学本真，则大学衰。其中，大学章程在践行学术本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规制作用。本书采用文本诠释的方法，在深度解析九所世界知名大学的章程文本后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地区及不同大学的章程在体例、篇幅等外在要素上具有多样化或个性化，但从其内在精神的角度看，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基层自主等反映大学组织要求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逻辑无不在这些大学章程中得到彰显，体现出在学术本位的价值导向下大学章程所具有的普适性或共同点。在有章可循的管理过程中，大学章程通过其法治效力维系大学学术本位的治理结构，进一步明晰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权力与责任的边界，建立起权力间的有效制衡机制，确保大学场域的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维护学术本位的核心地位，维持大学高品质的智力输出。作者以学术本位为工具来审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章程的内在一致性，并借助国际视角为其命题提供有力的注脚，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毫无疑问，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决定着当前大学章程建设的路向、标准及内容。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初衷就在于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制约我国大学办学水平提升的那些要害问题，例如官僚化对学术创造的束缚等问题。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机制，服务于制度改革，亦服务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当前的重点是通过章程建设来廓清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边界，使得“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制度设计得以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