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原标题：东西问·人物丨“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8月6日电 题：“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天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子们对老专家学者称“先生”，对党政干部称“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称呼他“老卞”。

1929年暑假，19岁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考进清华大学西语系的钱钟书。两人年龄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只是80年代之后，钱钟书声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却似乎未再回到聚光灯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

卞之琳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称不上是major poet(大诗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诗人)。

他的《十年诗草》再版了。他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现代派诗选》将他的诗列在了篇首，《现代朦胧诗选》则将他的作品归类为现代朦胧诗。

在这之前，一批境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卞之琳。

香港学者张曼仪是其中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鱼目集》，后来她和朋友合编《现代中国诗选》，想找寻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却着实不易。《数行集》是从洛杉矶加州大学复制的，《十年诗草》则是从哈佛大学拿到的胶卷。

荷兰汉学者汉乐逸也关注到了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的诗歌有东方意象，又明显受西方现代诗影响，有明有暗，有阴有阳，耐人寻味。但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关于他的诗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对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他选择了卞之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1979年，汉乐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续之后见到了卞之琳。他告诉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悲剧。

汉乐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卞之琳谈了自己的翻译、格律主张，也回答了不少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

后来卞之琳在一位企业家资助下，去荷兰参加了汉乐逸的博士论文答辩。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论文修订稿被引入中国，题为《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中新社发 Loe van Rees 摄

“文革”结束后，卞之琳开始突击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他1954年译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有别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体译本，他应用了自己对新诗的格律主张，用诗体来译注。但后来运动越来越多，他只能搁笔了。到1984年，他总算译出了《奥赛罗》《里亚王》(即《李尔王》)和《麦克白斯》。

出版的时候，他颇为清醒地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原先知道的一丁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

他没有再译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搁笔20多年后，卞之琳也尝试提笔写诗。卞之琳抛开民歌体的束缚，追求用典，尤其讲求格律。诗人北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诗歌在押韵、节奏方面十分严谨，几乎无懈可击。张曼仪也认为，诗歌有西方现代诗的味道，叫人想起奥顿和艾略特的笔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许因为感情经过了多年压抑，这些诗歌无法与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江弱水偶然接触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种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级感。他正学写诗，于是试着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给他回信，寄来了《雕虫纪历》，并用铅笔给他的每一首诗都做了批注。

从此，江弱水与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通信。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中国新诗100年来，前50年写得最好的诗人是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后期的诗风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真心将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拥抱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

他说，卞之琳深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影响，纪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经化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译过纪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纪德，曾在一篇译者序中如此形容：纪德的风格向来是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处——灵性的热烈与感官的富丽，像雪白的火焰与金黄的水波。

纪德50岁之后被认为思想两度“转向”，先转向“左倾”，去访问苏联后又转了回来。但纪德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着。

他曾说：“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种总想调谐的要求曾经折磨着自己。

卞之琳很赞同纪德的观点。他说：“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说起“螺旋式上升”这个概念。

“不这样，会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说，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赵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常去卞家，有时并不事先相约，但无论什么时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是江苏海门人，少小离家，却保留了家乡口音，旁人与他说话总像是隔了一层，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错。但赵毅衡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真正达到世界文学水准的只有卞之琳的诗和张爱玲的小说。

周良沛那时在编《中国新诗库》，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楼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顶层，别人家在搞装修，卞家墙面上的石灰却在脱落。

周良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独自在家。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白天也要开灯，他就在那里伏案写作。门外街巷里热热闹闹，门内却像是古代寒窗苦读的人，是旧版线装书里的故事。

写诗不成了，译注工作也收了摊，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过往的著作。

访美回来写的诗歌发表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修改其中的字词。自选自编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删一两个字、哪里添上一两个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张。他曾给周良沛写信，恳求其饶了他，别把他的某个作品收入选集。

他对于诗歌的解释也有固执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说起《断章》让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态皆为风景，卞之琳纠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绝不可做别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写出来，对诗歌的再创造就交给读者了，岂是作者能统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产生不被理解的难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这份完美太遥远，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社科院外文所后辈去看望卞之琳，回来说起一个发现：卞之琳喜欢吃炸马铃薯片，听它咬碎时发出的响声。

能懂他的人日渐凋零。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汉园集》，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引起轰动，“汉园三诗人”的名号因此得来。他们无所不谈，尤其爱聊散文。

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裘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之琳曾不无感慨地对他说，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广田成为大学校长，自己则是以翻译为主，诗歌创作这条路实在是很难走下去的。

卞之琳喜欢给老友冯至打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灵，冯至说话声音必须很大，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

冯至曾告诉别人，卞之琳耳朵听不清，总是自说自话，也许他太寂寞了，但不这样，会更寂寞。

卞之琳80岁那年，他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编辑策划了《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为他贺寿。冯至为他的生日赋诗一首：不管命运怎样戏弄你的盆舟，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樯橹……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十年后，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再次发起卞之琳学术讨论会，为恩师贺寿。

袁可嘉从美国抱病前来，下飞机后却听说，卞之琳在当天上午去世了。这天正是他农历90岁生日。

原定的会议如期召开，只是贺寿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爱白玫瑰，袁可嘉将两朵白玫瑰轻轻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许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历史的深山古刹隐居的人，离开也是一种平静。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书房的样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风沙，卞之琳安静地坐着，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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