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60岁才开始的人生 96岁未到退休时（2）

生活中的李佩。

郭永怀和李佩的结婚照。

“光杆司令”的教育拓荒

有诗人说，“生命之歌没有年纪”。1977年恢复高考后，研究生制度也逐渐恢复。就在李佩调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1978年，全国各地的883名首届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培养的高级科技人才，不学外语显然不行。然而，“文革”十年，我国英语教学人才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筹备之初，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请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

其时，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几乎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整个教研室只有3位从北京大学英语、法语和德语专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根本无法为800多名研究生开齐外语课。招募外语教师成了李佩当时的头等大事。

于是，李佩将目光锁定在“文革”期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时那些户口留在北京的外语老师身上。这批不同语种的教师，成为当时外语教研室的班底，但即便一位老师负责两个班的课，师资依然不足。

无奈之下，李佩只能一方面请大学教师兼职，请退休教师授课，另一方面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有意思的是，在招募教师的过程中，不少打成“右派”蹲监狱或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都被李佩找了出来。黄继忠、许孟雄就是李佩找出来的“右派”教师。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诉她，当年北大有一位名为黄继忠的英文教师，课讲得特别好，后来被发配到银川一个农场劳改，而因家在北大，所以每年都会回北京。几经周折，李佩找到黄继忠，并说服黄继忠回北京从教。在李佩的帮助下，黄继忠调回北京。

多年后，黄继忠去了美国，并在纽约州东北部的一所大学开了一门东方文化的课程。在美国，黄继忠将《论语》翻译为英文。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有一个“世界经典”项目，从每个国家收集一本代表该国文化的书出版，黄继忠的这本书被选中，再次出版。

“三顾茅庐”式的寻师之旅，对于李佩来说，终生难忘。在李佩的人生词典里，“许孟雄”这个名字让她印象深刻。许孟雄被划成“右派”后，离开了原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李佩打听到许孟雄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于是，在海淀区一个胡同的一间矮小房子里，李佩找到许孟雄，诚邀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课。

许孟雄调入研究生院后，李佩庆幸自己“拣”到一块真金——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内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北许”即是许孟雄。

在研究生院，只要许孟雄上课，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们都会去旁听。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一个看似简单的“in”和“on”搭配，他都能有滋有味地讲两个小时。研究生院的从教经历，也让许孟雄名声大噪。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的英文文件，最后都是由他帮忙定稿把关。

每思及此，李佩就会为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事的外语教学工作感到欣慰。因为，国门初开的中国，外语就如同是工人手中的锤子、农民手中的镰刀。

其实，尽管李佩想了很多办法，从“右派”中招募了一些成熟教师，但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外语师资短缺问题。时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马西林对李佩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外语师资呢?”李佩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自己也只是个讲师。”马西林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

李佩觉得马西林的话有道理，立刻着手招生。当时，多数学校已招生完毕，通过调剂，加上别的单位代培的，李佩的师资班一共招收了25名学生。

办英语师资班，李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快充实英语师资力量。所以，当时给学生开课的老师都有独特的专长——讲翻译原理课的是翻译安徒生童话集闻名的翻译家叶君健；开语言学概论课的是美籍老师；讲翻译技巧的是许梦雄。

“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不能只会教外语，还应当有一点科学常识，才能和学生有共同语言！”李佩特意请外教给师资班学员上普通物理课。这个英文师资班，后来也成了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

在自己培养师资的同时，当时的研究生院还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为李佩带来了托福试卷。李佩发现托福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并在国内第一个用托福方式出考题。李佩还通过研究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文试卷来改进她的教学方法。彼时的密歇根大学对英语有特别的要求，研究生在通过标准考试后，还必须通过“密歇根测试”方可入学。

在中科院系统，不少人都对李佩印象深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尽管她的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社会的前面。”

1978年，中科院秘书长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坎贝尔为中科院举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坎贝尔来中国几次后，对李佩说，美方的老师们对中方派给他们配合工作的年轻人很满意，而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讲课时也发现，这些学生不但英语水平好，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熟悉。

坎贝尔好奇地问李佩：“这些学生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李佩详细地告诉了他招生和开课的情况。坎贝尔立刻就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做‘应用语言学’。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培养的学生也大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

当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责任编辑：杨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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