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的十字街头_央媒看山东_新闻

原标题：中国法学的十字街头

来源：法治日报

□ 余定宇

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春秋”年代，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当此之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亦纷纷怀着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挺身而出寻求各种各样的“治国之道”。于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轨迹，便开始从昔日的中原大地，转向了泰山脚下的山东。

在这片昔日的“齐鲁大地”之上，先是有儒家的孔子出来主张“无讼”、倡言“复礼”，继而，又有墨家的墨子起来力言“非攻”“法天”“法仪”（即提倡自然正义），接着，更有孟子高扬“民本”“民权”的旗帜，勇敢地发出了一声“民为贵，君为轻”的呐喊。这边厢，当道家的老子、庄子在嬉笑怒骂、辛辣讽刺一切统治阶级的“实在法”时，那边厢，那位力倡“性恶论”的儒家新秀荀子却又在大声地呼唤着“圣人之治”。不过此时，在荀子主持的“稷下学宫”里，忽然又后院起火，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一大批自由派思想家们，在黄帝的“王道主义”和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学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门风靡一时的“黄老学派”，力言执政者要“抱道执度”“约法恤刑”。

平心而论，这个时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黄金时期”。毋庸讳言：中国法律史传统，正面临着两种政治——“贤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生死决斗的时刻。只有孔子的儒家学说，虽然在秦始皇时代亦曾饱受“焚书坑儒”的迫害，但在西汉初期以后，又终能死灰复燃，不仅成为“百家争鸣”最后的胜利者，而且，还在日后几千年的专制时代里，被历代的帝王们尊奉为中国官方法律思想的正统。

孔子的思想，其实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它绝不是唯一的并能代表终极真理的一家。毫无疑问，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孔学有着极其博大精深的一面；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治国之道”方面，他一直都以为，中国只要回到“周礼”的轨道上去，就一定会天下太平。西周的“礼治”，其实质是一种“德治”与“法治”的混合。而周公所提倡的那种“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则显示出周公对司法制度“公平正义”的高度重视，和一种对“依法治国”的“治国之道”的深刻认识。而与孔子同时期的老子，更隐隐约约地提出了一种“道在德之上”、要“依道治国”的全新主张。但孔子却对周公、老子这些散发着强烈“法治”意味的思想学说视而不见，一味地谈一个“德”字，或谈一个“仁”字。

孔子一生极端地推崇“德治”，而极端地贬低“法治”，更遑论他根本不思考“道治”。例如，他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已经把法律视为一件不道德的事，进而不承认法律、否认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了。从学理上来说，伦理道德，只是一种涵养自己思想品质的修心养性之学；而法律法规，则是一种调节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的社会科学。这二者都各有其使用范围和适用对象，都不可偏废，亦切不可错位。但终其一生，孔子却始终都坚持着这样的一种天真信念：“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然而这种单纯依靠“君子”来教化“小人”的治国理念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说教，是否真的靠得住呢？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当然，在今日西方许多国家里，亦曾经出现过一些“权利滥用”“官司滥讼”的不良现象，因此，在西方，孔子主张的“无讼”思想，便越来越受到许多当代法学家们的重视。而孔学的核心思想——“仁”字，也曾经被翻译成“良心”一词（conscience），直接写入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之中，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伟大格言，也被镌刻在联合国大楼的墙壁之上。但在中国，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却是：孔夫子的“无讼主义”，在西汉以后，被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接了过去，加以狡猾而巧妙地改造发挥。于是，在历史上的中国，法律和法学，便彻底地沦为了政治的附庸，而渐渐地丧失了自己原先就不那么丰满的“独立和公正”的品格。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