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户靠关系、低保靠买卖……村干部渐成腐败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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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各地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专项治理，解决了一批难点问题。记者调研发现，在各项扶贫政策不断下沉的背景下，扶贫领域违纪违法甚至犯罪案件仍然屡屡发生。“贫困户靠关系，低保靠买卖”“侵吞地亩补贴款、低保五保款，冒领孤儿补助”……一些基层干部将国家补助困难群众的“救命钱”视为“唐僧肉”，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直接挪用，甚至“雁过拔毛”，让待脱贫户苦不堪言。

72户贫困户68户为错评

低保靠买卖

河南省扶沟县葛店乡薛寨村党龄超过30年的黄灿勤、薛子让等老党员告诉记者，自从1998年村里老支书退休后，40多位党员很多年就没有聚起来开过组织会议，也没有人负责收缴党费。“就连村级活动室都被村干部卖给个人了，20年来，谁当村支书，村委会议就在谁家开。”黄灿勤说，村里仅有的几块集体建设用地都被过去的村干部抵押给个人了，而抵押的钱都进入了村干部的个人裤兜。

村民们说，过去在薛寨村，贫困户的评定是靠关系，低保户的评定是靠金钱交易。薛寨村新任村支书黄亚杰说，薛寨村在新班子上任之前评定的72户贫困户中，有68户是错评，只有4户是真正的贫困户。低保户146户大部分是买卖得来的。记者了解到，村里黑恶势力被铲除之后，经过精准识别，公开评定了26户贫困户，89户低保户，真正贫困、需要救济的家庭才得到了应有的政策帮扶。

今年67岁的卢克贵患有心脏病、胃病，几年前花了20多万元做了个大手术，至今从胸口到肚脐还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卢克贵的妻子患有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3个孙子孙女有两个在上学，家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外出务工的儿子身上。就这样一个村民们都认为贫困的家庭长久以来没有被精准识别、得到救助，直到2017年新的村班子成立后，他才开始享受扶贫政策。

“如果早一点被识别，能够享受到贫困户相关政策，几年前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减免很多，我们家现在也不会债台高筑。”卢克贵说，现在两个孙女上学每年会有教育补助共1550元，光伏补贴每年65元，自己和老伴有两个低保，每月154元，村里考虑到为家里提升造血能力还安排了一个工作岗位，每个月600元。

同样让群众意见很大的还有“小官大贪”。经查，2003年9月份以来，时任薛寨村文书卢振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列地亩、冒领、截留及骗领的手段，先后侵吞地亩补贴款、低保款、五保款、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及孤儿补助款等各类款项共计318092.13元。

薛寨村村民纷纷向记者表示，这些是他们卖了粮食、卖了牛羊攒下的钱准备交养老金，还有低保款、五保款。“别说正常的中央惠农资金了，就连谁家有事开证明，也得给村干部塞两盒烟，不然不盖章。”

“小微权力”过于集中

基层监督不健全

部分受访的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表示，随着近年来国家扶贫攻坚力度的加大，拨付扶贫资金的项目和种类增多、覆盖面扩大，一些基层干部将国家补助困难群众的“救命钱”视为“唐僧肉”，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直接挪用，甚至“雁过拔毛”。

河南濮阳市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说，在扶贫政策和资金的层层落实中，村干部权力集中，掌握着决策权、执行权、建议权、财物权，同时，基层监督不健全，权力运行不透明，村干部受约束、监督、管理不够，导致违纪违法行为易发高发，村“两委”干部逐渐成为了腐败的高危群体。

濮阳市纪委监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濮阳全市扶贫领域查处的472人中，涉及村干部417人，占比高达88.35%。其中，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3类人员为主。

在河南扶沟县西冯村，出现8名原村干部集体贪腐，其中包括1名村监委会主任和2名村监委会委员。扶沟县纪委副书记白建伟说，该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缺少必要的村务监督。分工不清，职责不明，一些村干部“一言堂”“家长制”作风较重，致使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等得不到落实，村务无法实现公开透明。

“上级疏于监管，同级不想监督，群众监督有顾虑，监督乏力成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接连发生的重要原因。”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余鑫说，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名义上是权力末梢，但伴随着中央扶贫政策的不断下沉，往往集具体的扶贫工作安排和资金支配权于一身，既是涉农扶贫工作的管理者，又可能是具体活动的参与人，权力过于集中。

河南周口市纪委监察委第一执纪监督室纪检监察员周萌说：“乡镇级纪委的巡查与办案，主动去了解情况的很少，积极性不够。上级转交的去办，不转交的线索不会主动去查。”受访的专家表示，这类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乡与村之间存在利益链条或“保护伞”。

河南濮阳市纪委监察委也反映，权力监督失范涉及乡镇干部与县直职能部门履职尽责不力的不在少数。台前县扶贫办两位重要公职人员在验收两家公司的科技扶贫项目时，审核把关不严，未发现违规问题，致使两家公司骗取扶贫资金近35万元。2015年以来，台前县共查处此类案件11起，占总数的22.9%。

黑恶势力把持村务

“窝案串案”频现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大批村干部将中央扶贫政策拦截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黑恶势力、宗族势力把持农村工作和“窝案串案”现象。

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槐店镇海楼村，原村支书海某为首的涉黑团伙长期称霸一方，欺压群众，多次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垄断了海楼村多个小区的建筑材料市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周口市纪委监察委第一执纪监督室主任张禹说，老百姓对黑恶势力往往敢怒不敢言，很多黑恶势力又有“保护伞”，这都导致长期把持农村工作、扶贫工作的“黑手”难以“斩断”。

专家指出，黑恶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仅满足于权钱交易，而是设法尝试在一些关键领域扶持代理人，控制一些基层组织，帮自己的代理人晋升晋职、提拔到关键岗位。黑恶势力对基层组织的控制、“村匪屯霸”对老百姓的控制，使得扶贫领域贪腐人员难以及时处理。

江村镇西冯村村支书的母亲违规享受低保8年，村里8位村干部涉贪；崔桥镇霍庄村村干部违规为家人办理低保，并冒领他人低保金；曹里镇顾家村村支书侵占五保户土地、五保补助金和养老金……记者在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采访发现，该县近期查处的扶贫领域贪腐和作风问题较多的是村干部，村干部俨然成为“高风险岗位”。

漯河市纪委监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漯河全市各县区共查办案件1235起，处分1253人，其中涉及村（居）“两委”人员377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30%。漯河市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两委”人员中的“一把手”即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作为村级自治组织的关键岗位，手中都握有一定的公权力，有的监督没有跟上，“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逐步走向了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深渊。

河南省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查办的案件来看，共同违纪案件、窝案、串案较多，表现为共同贪污、共同挪用、共同渎职，致使办一案、挖一窝、带一串的现象多发。涉案人员错误地认为，只要利益均沾，无人“泄密”，就会天下太平，即使被查，也许会法不责众。

记者在河南濮阳市、周口市、漯河市调研发现，以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两人或三人共同违纪现象相对突出，这类案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发现查处难，一旦案发，村干部几乎全军覆没，致使村两委班子“瘫痪”。

研究各地涉及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的案件发现，多数案件涉案的绝对金额不大、款物不多，有的几百元，有的几千元、几万元，有的是几顿饭、几条烟、几瓶酒。但是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央扶贫政策的落实，与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啃食群众“获得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刚表示，虽然涉案绝对数额不大，但这些问题涉及民生，直接侵害群众利益，影响十分恶劣。

[责任编辑：杨凡、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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