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始末_央媒看山东_新闻

原标题：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始末

来源：金融时报

蒋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更是一场与日本帝国主义斗智斗勇的货币战争。

“军票”紧随日军枪炮猖狂进攻

1938年10月25日，日寇占领武汉后，随即一路向西进攻。1940年6月，占领宜昌，自此湖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日寇每占一地，即以武力强行发行“军票”，以“军票”在占领区强买粮食、大豆等各种军需物质。

“军票”是日寇在华中、华南发行的一种纸币，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达到“以战养战”目的一种罪恶手段。军票在名义上是由日本银行发行，但并不在日本国内使用，只在中国发行，日本银行享有滥发钞票的权力，而不承担兑现的义务。随着军事侵略范围越来越大，受军票摧残的地区也越来越广。

日军推行“军票”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是武力强推。规定在占领区只能使用“军票”，禁止使用“法币”，违者轻则处以罚金或劳役，重则格杀勿论；二是强制收兑并贬值“法币”。规定市面上的“法币”限期兑换成“军票”，起初比值是1比1，后来军票价值逐渐提高，达到5比1（即5元法币兑换1元军票）。日寇将搜刮来的“法币”，再次投向占领区以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购买物质，形成对中国人民的二次掠夺，榨取我国人民的财富，并由此引起这些地区的物价上涨，扰乱市场；三是通过控制“盐”，排挤“法币”。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日军在占领区规定必须使用“军票”、按人口定期定量领购食盐，迫使老百姓不得不使用“军票”，弃用“法币”；四是通过收兑控制法币的辅币，排挤法币。日军收兑法币的辅币，只进不出，市面上零票越来越少，百姓持着5元、10元、50元、100元钞票，无法找零，交易不便，不得不弃用法币；五是伪造法币，并在边区流通。据1942年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工作报告的统计，伪造的法币竟达9种之多。

伪“中储券”助纣为虐

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事物资日益缺乏，日寇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便开始在华中各地滥发军票，抢夺市场，掠夺物资。军票虽然是在日本的大炮刺刀的威胁下流通，但由于发行量过大，致使币值很快低落，受到中国人民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于是变换手法：一是指令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用伪“中储券”收回军票。在武汉周围遍设兑换处，限期收兑完毕，过期停止使用；二是提高伪“中储券”比价。1941年2月法币与伪“中储券”的比价为100比100，到1942年5月，法币与伪“中储券”的比价一月数调，高的达100比50；三是制定条例，限制法币流通。其规定：妨碍新法币（即伪中储券）流通及破坏使用者，处5年以上徒刑和5000元以下罚金；拒绝使用新法币者，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和5000元以下罚金。伪财政部宣布：禁止以旧法币买卖商品，处理资产，缴付旅费、车费、租金及其他费用，兑换其他物品，充作担保品，成立债权，或者偿还债务、劳动报酬等，以各种手段排斥法币；四是取消法币法定地位。宣布伪币与法币脱离关系，法币在敌占区不成为商品交换手段。法币100元，只能换兑伪币20元，甚至成为一张废纸。

“法币”随着国民党军队溃败

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纷纷逃亡，法币在日占区任由日军蹂躏，通过武力禁止法币流通，限期兑换成军票，特别是零辅币只收不放，致使市面上零辅币日益匮乏，老百姓持着大额法币购买东西时，无法找零，叫苦连天，不得不弃用法币。

于是地方上各种杂币、私钞、银元、铜板等流行，如皖北、鄂东的本票（系安徽发行的，票面有1元、5元、10元三种，总额为300万元）和各县兑换券（发行量大致与本票同，流通区域限制在各该县内）、黄冈三区项家庙鄂东印刷所及刘家集印刷局发行的私钞（约20余万元）。甚至还有原孝感县陈文清的油条票、王家店大地主的布票之类，也作为货币，流通在鄂豫边区的城镇和乡村。

日寇依仗武力，强迫老百姓使用军票，强兑法币，提高军票币值，贬低法币，致使法币币值惨落，逐步失去在鄂豫边区的主导地位。

“边币”在敌、伪、顽夹击中顽强成长

为抵抗日伪利用军票、中储券对鄂豫边区的经济掠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鄂豫边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战果。

其一，在顽军的进攻中建立鄂豫边区建设银行。

1940年9月7日，鄂豫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并召开了财经会议。为反击敌伪操纵和破坏金融市场，解决交换中缺乏辅币的困难，根据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所作报告的精神，鄂豫边区政府即以边区合作金库的名义发行“流通券”数千元。这是边币的雏形，面额很小，只有1分、2分、5分、1角和2角五种。这种流通券是《七七报》社印刷厂印刷的，版面花纹简单，纸质较差，制作比较粗糙。先在京山石板河一带使用，大受人民欢迎，流通范围颇为广泛，边区各县纷纷请求大量发行。1941年4月1日，鄂豫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在湖北京山向家冲召开，此时正值国民党新二军向边区军事进攻，为躲避顽军进攻，会场几经变更，会议开开停停，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不惧战火威胁，坚持参加会议到底。会上时任行署主席许子威等八人提出的《创办边区建设银行俾资发展边区各种生产事业》的提案获得大会通过。

会后，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正式设立了。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归行署财政处直接领导，边区副主席刘子厚兼任财政处长。左仲修任行长，宋逸民、庄果先后任副行长。建设银行总行开始设在京山，后来转移到大悟山。在信阳、襄南、鄂中、黄冈、鄂东等专区设有分行，少数县成立了办事处。

其二，满足对敌斗争和人民需要，建立印钞厂。

建设银行成立后，为了发行边币的需要，先后设立总行制图所，设计边币图样。在天汉地区建立第一印钞厂，在大悟山区建立第二印钞厂，在黄冈地区建立第三印钞厂。印钞厂主要生产票面为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的边币。印钞厂还于1944年制过50元、100元、500元和1000元的票版，但均未正式发行。

边区建设银行成立以后边币发行的情况列表如下：

其三，采取强硬措施，抵制敌伪币的进攻和掠夺。

针对敌伪对边区金融市场的破坏和对边区人民的经济掠夺，边区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同敌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开疆拓土，为边币发行创造条件。新四军五师部队发展到哪里，哪里就开辟了边币的流通市场。西起襄南、汉水两岸，西北到桐柏山，南到洞庭湖北岸，北到漯河、汝阳、确山一带；东达皖、赣之广大地区，都有边币流通；二是确定边币为边区内的本位币，并提高其币值。规定敌伪币一律进出七五折（即伪币100元当边币75元），在各项税收上，照票面再打折；三是禁止敌伪钞票在我基本区流通。凡持有敌伪钞票者，须自动向边区建设银行兑换边币，其比价按敌伪钞票实际价格八折计算。如不兑换者，一经查出即行没收，并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四是实行贸易统制。政府设立贸易统制局，打破敌伪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以边区银行收兑到的敌伪货币，到敌占区去购买货物。动员爱国商人、合作社、民间运输力量，向边区贩运物资，以充实边区的物质基础；五是进行反假的斗争。除及时地充分揭露敌人发行假币、以假乱真的阴谋外，其规定：伪造边币扰乱金融者，处死刑；伪造边币或做金融投机情节重大者，处10年以上徒刑；明知伪造而又使用者，处一年以下劳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为防止假法币在边区市场出现，还将一部分法币内部打记号，以利于与假法币做斗争。

对法币，边区政府采取了在基本区实行保护的政策，在游击区则抵制其内流。在货币斗争中，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边币价值日益高涨，法币地位也赖以巩固。边币不仅在边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它还流通到日军占领下的武昌郊区的卓刀泉、汉口郊区的姑嫂树，武汉三镇有时也有秘密使用。

其四，大力支持边区经济建设。

建设银行的建立和边币的发行，不仅保证了部队的给养，打击了日伪币，稳定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对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水利贷款。1941年，边区灾荒严重，政府领导边区人民大搞生产自救，开展“千塘百坝”兴修水利的运动，并由边区银行拨出300万元边币，作为兴修水利的经费，依照当时的物价，这笔钱可折合稻谷1200万斤。“千塘百坝”由1942年冬开始，1943年4月下旬竣工，共建坝106座，修整塘堰1063口。

二是农业贷款。鄂豫边区经济以农业为主，银行的贷款大部分应用农业生产，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资金困难，即耕牛、种子、农具、肥料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扶助工业和商业发展。鄂豫边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加上战争环境，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用品、军需用品十分缺乏。为解决这一困难，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采取了积极的便利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以保证军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为了摆脱对洋货的依赖，边区政府提倡群众自制必需品，如纺纱、织布，生产毛巾、袜子，卷烟、肥皂、纸、电池、油墨等。政府发放贷款予以资助，并组织爱国商人和民间运输队采购原料，以保证各类工厂的生产需要。在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大力支持下，边区行署和所辖各县，先后办起了一批工厂，还有一些由政府资助私人办的工厂。

在鄂豫边区存续期间，日伪军对边区的扫荡非常频繁，国民党顽军也多次向鄂豫边区进攻，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及其印钞厂不得不随时转移，以防敌人破坏，可以说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是在敌、伪、顽的三面夹击中求生存，不但没有被击垮，而且逐步发展壮大。

1945年8月，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改为华中银行的分行。1945年11月，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第五师实施重点进攻，五师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将物资、粮食、盐、布全部兑换所发行的建行“边币”并集中销毁。银行部分人员北撤山东，并入北海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