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上”到“烟台街”_山东各地 _山东新闻_新闻

原标题：从“海上”到“烟台街”

来源：烟台晚报

原标题：从“海上”到“烟台街”

来源：烟台晚报

宋世民

《烟台晚报》副刊有个“烟台街”专版，发表过不少烟台古往今来的故事。或许有人会问，一条街的沧桑能容纳多少人间世事？其实，专版借用的“烟台街”，并非特指烟台市区的某一条街道，它是烟台城市的建立发展中民间惯用的市区代称，名称由来类似“上海滩”，有特定时期节点，也具明显地理特征。

如果说元、明朝代的漕运船队，在芝罘湾畔开启与当地居民交易活动，由此播下烟台被称为“海上”的种子，那么清道光六年（1826年），朝廷为鼓励沙船参与海漕运输而颁布的漕运新规，则加快了“烟台街”萌生发育的进度。

具有集市特征的街巷雏形渐现

1826年清政府颁布的漕运新规，明示漕船“八成装米，二成搭货，免其纳税以恤商”。新规实施初期，“船多货少，未即一律有货可揽”。因此港口贸易并没有随海漕的兴旺而迅速发展起来，在烟台港口进行贸易的货物量并不大。民间交易方式也比较简单，多在岸边，由沙船船主自己与当地居民、商贩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其货种“入口不过粮石（指粮食），出口不过盐鱼”。

鸦片战争后，洋货大量出现在南方沿海，使海漕运输中的沙船货源得到补充，不仅使漕运船舶捎带的商品货物量增加，也促使部分船只从漕运行业分离出来，专事商贸。此举导致烟台的西南河口附近集市范围日益扩大，商品交易品种从初期的鱼盐果蔬、粮油烧柴，逐渐增加了日用百货等生活物品，“大庙”周围原本开阔的露天海滩集市，逐渐按商品种类划分出专贸区域。

同期，世居奇山所城坐地户中的富庶人家及依海港贸易发迹的外地商户，利用拥有的土地和资本，陆续在集市区域和附近田野开店设铺或建房出租，具有集市特征的街巷雏形渐现。这些城镇基础建筑，使原来集市区开始脱离“海上”空旷散漫的原始形态，“街”的外貌特征渐入民众视野。

在此期间，先后构连成形的街道有：鱼市街、鸡鸭市街、粉干市街、饭市街、西瓜市街、老果木市街等。相关资料记载，这些以集中经营的商货品种命名的集市街道，其始建时间与清政府颁布漕运新规时间相接近，即1826年前后。

当这些带有乡集专卖区特色的街道与先前的“北大街”连结成片后，烟台山已近在咫尺。民间据集市外在形态变化，感觉“海上”的称呼已不太贴切，终借烟台山之名，衍生出“烟台街”之称。“海上”地名使用先入为主，所以形成与“烟台街”双名共用局面。

这一时期,“烟台街”之称的使用群体，基本局限在平民百姓阶层。

资料显示，构成“烟台街”的这些店铺、民舍、街道历经近百年。清初，烟台无商业铺户，仅有流动小商贩，售卖针、线、刀、剪、纸张等，主顾多为收泊芝罘湾的船民。19世纪30年代，随渔业生产和海上通商贸易发展，逐渐出现固定铺户，代销东北和南船来货，并为其代购当地土特产品外运。据考证，最早挂牌的铺户是经营粮、铁、煤等粗杂货的“永成号”，创建于1830年，初无门市，只在大庙西南搭一窝棚营业。后期陆续建店设铺的商户，也多由棚户时期过渡而来。这种集市情景，至烟台开埠之初遗迹尚存。

“海上”集市的习俗变迁

1940年出版的《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在介绍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初来烟生活状况的章节中，从侧面展示了“海上”集市的习俗变迁。1865年，郭显德刚由登州迁居烟台，始居南鸿街东首，紧靠西南河沿。门前土路坎坷，污水横流，对门小店，骡驴成群，踢槽号叫日夜不休，草粪堆积如山，蚊蝇扑面，使人不能插足……为改善居住环境，郭显德想在周围寻一合适地点，加添房屋以备传教之用。

经过勘察后，发现天后宫（大庙）附近人流密集，这处庙宇是南来北往船民的祭拜圣地，来庙堂敬香者摩肩接踵，且银号及各种交易所皆在宫侧财神庙定价。“四乡来埠作买卖者，都在此搭棚，陈列物品，人山人海，直成闹市。当时在烟台海滩，有一通行规矩，即有人能于除夕之夜，先搭一方丈之板棚在此海滩者，即可占领一年据为己有。郭牧师见有机可乘，乃先在自己住处备材料、度尺寸，正合方丈之木房。好在自己是木匠出身，凡事都能作。当除夕之夜，各种买卖都已收市拆棚而去，家家都在包水饺、蒸喜饽饽之时，郭牧师即请数人帮忙，择庙前适中之地，将木房竖起……及至爆竹一声，春节黎明，街上幢幢往来拜年发财者络绎于途，忽发现此不可知之洋房，群以为是天外飞来，籍籍称奇……”

其实，当时此地属于庙产，“烟台街”成型之前，在此经营的摊贩早至晚归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即使暂无固定铺面的棚户客商，也多是营业至大年三十拆棚，由牲口驮回乡过年，正月返回原址搭棚续用。这些陈规旧俗的改变，证明“海上”地名生发时期的原始状态正日趋式微。开埠初期的“烟台街”上，人们的谋生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逐步取代传统农、渔业的主导地位，容纳了更多脱离农业劳动的外地迁入人员。

早年“烟台街”的市镇面貌

关于当年“烟台街”概貌，从英国皇家工程师乔治·巴蒂·费希尔写于1863年的回忆录中可窥一斑：

“1859年7月14日，费希尔等人到达芝罘，发现港内停泊有包括英属在内的几艘商业船只，其中英国的商船主要从事鸦片贸易。上岸之后，费希尔发现那是一个贸易之地，没有一个士兵的踪影，只有远处岩石上有一个哨所，走近一看，空无一人，远处看到的长矛等武器，实际上都是画在墙上的。”

“海边的小镇很小，大约是边长600码（近550米）的方形，显得与港口的重要性不大相称。这里的货物没有存储在镇上，而是马上被运到乡下。镇上的房屋修造得比较讲究，一般都是用石头垒成，也有用青砖的，屋顶覆盖瓦或海草。镇上到处是骡子和马，是往内地运输的主要工具，一般把货物放在麻袋里，再将麻袋放在马鞍驮架上。镇上很多人家的房前都放有饲养骡马的石头槽，有点儿类似于西班牙小旅馆的特色。镇上售卖的水果和蔬菜种类丰富，有苹果、梨、桃子、杏子、李子、石榴等，还有不少没成熟的葡萄……蔬菜种类繁多，几乎应有尽有，除了作为英国人最主要的蔬菜土豆……费希尔见到一个铁匠在用煤锻造，就问煤从哪里来，铁匠说是从乡下的山里，但是在这里煤只用于做铁匠活，在冬天也不生火取暖，只是穿更多的衣服。费希尔观察到，这里多数的房屋靠烧土炕取暖。在离芝罘半英里外，有一个奇特的古老市镇。这里以前曾有城墙环绕，但是现在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四座孤零零的城门。”（注：从景观描述看，这里应该是奇山所。是年，它与芝罘（烟台街）之间尚存约800米的丛林田野）。

这篇简短的见闻录，形象地展示出当年“烟台街”的市镇面貌：有批量中外货船将欧美国家工业产品及中国南方货物经海路运至烟台中转；有大批骡马驮队直接将船上货物经陆路运达内陆各地；有铁匠红炉和熙熙攘攘的集市为船队和马帮服务……通过这名英国皇家工程师的观察可以发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烟台街”曾有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面对迅速扩张的海陆运输业，港口产业链难以衔接，配套设施明显滞后，仓储建设几乎为零。

码头配套设施短缺，致使南方一些商号经纪人在这里做生意，多寄宿船上。常是在岸上商号内开单盖“戳”（图章），再凭条到船上取货，故称这类商号为“戳”字号。此商俗明显带有“海上”时代印记。在没有可供靠泊码头、货栈支持的自然港湾进行装卸，这种交易方式，以其简便快捷的优点在烟台海口传承使用长达百年。所以，英国皇家工程师的回忆录中，出现了“这里的货物没有存储在镇上，而是马上被运到乡下”的情景。此文也同时证实，这个建筑布局呈方形、被当地民众称为“烟台街”的地方，在烟台开埠之前，已经被西方外来者称为“芝罘”。

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年，即1859年，在烟台港的进口洋货中，仅英美棉制品就达2万包（即100万匹），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鸦片。对此，英国人在《1865烟台贸易报告》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它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

从以上文中描述的集市环境可见，1826年前后已拉开基建序幕的“海上”，至1859年，已成长为中国北方海区一个重要贸易港口。虽然大庙附近海滩仍存在商贸棚户区，但此时的港务活动已发展成驱动城镇经济运转的支柱产业。由其带来的陆运驮队、红炉铁业、客栈车马店、粮油加工、农贸市场等行业，初步展示出“烟台街”的城镇功能：

依靠自身产业体系，不仅能为大量过往船队提供后勤补给，也能以比较简陋的海、陆交通网络，发挥出集散港口货物的作用。

这里聚集的人口密度大，主要生产部门已脱离农业，并具有城市生活样式，只是因缺少一个隶属区域官方颁布的正式名称，客观上强化了烟台地名使用的阶层化现象——民间称“海上”“烟台街”；清政府文件称“烟台”；旅居此地的外国人则称“芝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