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重现先农坛历史风貌，这里藏着明代留下的1400颗星星

原标题：北京重现先农坛历史风貌，这里藏着明代留下的1400颗星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原标题：北京重现先农坛历史风貌，这里藏着明代留下的1400颗星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重见先农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发于2023.9.18总第11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先农坛的大门又打开了。经过半年多的修缮，先农坛里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以下简称古建馆)在7月中旬重新开张，这座明清皇家坛庙的神秘感又被冲淡了一些。

先农坛祭坛进行了原装陈设复原，古建专家按照《大清会典》上的平面图，复制了八组青铜香炉，再现昔日的庄严。神厨院内的宰牲亭此前从未对公众开放，它的重檐悬山顶被称为“明代官式建筑孤例”，如今首次与观众见面。神仓建筑群文物修缮工程已经结束，开放的配套工程正在进行，在与世隔绝200多年后将显露其真容。

全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使北京老城拥有了“中轴为基、左右对称”的空间布局，但在中轴线南端，与天坛东西相望的先农坛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们所知。

北京有五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和先农坛。始建于明朝的先农坛，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祭农场所，明清两代皇帝都要来此亲耕。如今，随着先农坛保护修缮工作的推进，它的历史风貌逐渐得到恢复，重新走到公众面前。

毁坏于战乱，久埋于历史

一辆出租车停在先农坛的北门，“这里是先农坛？我这个北京人还是第一次来。”出租车司机接上一位走出先农坛的游人，发出感叹。

自从今年暑期重新开张，位于先农坛内的古建馆几乎每天都接待着远超过去平均数量的观众。古建馆社教信息部副研究员郭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先农坛每天进馆观众平均在600人左右，最高峰值在1600人，但前段时间每天接待的观众数量平均达到1500人，最高峰值突破了4000人。

古建馆馆长薛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到古建馆的观众来自各个年龄段，有来研学的中小学生，也有热衷于打卡经典的年轻人，但他们的确有着共同点——大多都对古建馆所在的先农坛比较陌生，想要一睹先农坛的真面目。

先农坛是北京皇家祭祀建筑的重要遗存，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典章制度的实物见证。郭爽说，先农坛原有的五组古建筑群保存依然完整，分别是太岁殿院落、神厨院落、庆成宫院落、神仓院落和具服殿，将在具备开放条件后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另有观耕台、先农坛祭坛等坛台也向公众开放。

与北京中轴线另一侧拥有巨大名声的天坛相比，先农坛常常被人遗忘。薛俭说，长期以来，先农坛仅是部分古建筑群作为古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并不是像天坛一样，以坛区整体向社会公众开放，自然也就不被公众所知晓。

先农坛的不为人知，始于其逐渐衰落的过往。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国时期，先农坛曾遭到严重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期间，美国军队驻扎先农坛作为军事训练场所。翻找八国联军当时在北京拍摄的老照片，还能看到美国军队将校在先农坛的合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止皇帝亲祭礼仪，先农坛作为祭祀和亲耕礼仪场所的功能逐渐消失，先农坛也就随之被废弃。

到了1914年底，先农坛外坛北部由商人承租开辟为城南游艺园；1915年，先农坛内坛开辟为先农坛公园；1918年，城南游艺园和先农坛公园合并为城南公园。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男主角樊家树与不同姑娘约会时，会带到不同的公园，他与鼓书艺人沈凤喜的约会就选在城南公园。

1925年，先农坛外坛北墙开始拆除，至1929年，外坛北部坛墙拆除殆尽，北外坛区域逐渐成为老天桥地区一部分。薛俭说，先农坛的整体格局由此改变，不像天坛那样，保住了北圆南方的坛域格局。

先农坛的东南角则和体育场紧密关联。1930年代以前，北京还没有像样的体育场馆，大型比赛只能安排在北京第四中学、汇文中学等地。薛俭说，1937年，先农坛外坛东南角建成了“北平公共体育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体育场。不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在《从先农坛到鸟巢——北京体育场馆的发展》一文中写道，1937年6月体育场建成后，第二个月日本便发动了七七事变，因而其后的八年抗战与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这个体育场没有派上多大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体育场更名为先农坛体育场，并沿用至今。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就于1949年10月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金汕在上述文章中提到，在工体建成前，先农坛体育场是中国最重要的体育场，举办过许多重要赛事，例如1957年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先农坛被多家单位使用着。

1946年，先农坛的庆成宫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单位使用庆成宫区域，职工也在先农坛庆成宫区域留住。

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迁入城南公园，借用部分古建筑作为校舍使用。这所学校是抗战时期在延安成立的延安保育院小学，迁入北京后改名为北京育才小学。1950年10月，城南公园被撤除，坛区及文物移交天坛公园管理处。1952年10月，北京育才学校从天坛公园管理处接收先农坛内坛(不含神仓)和神祇坛，作为北京育才学校校区使用。1960年代，先农坛的天神坛转为一家企业使用，地祇坛由北京育才学校转为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使用。

郭爽说，北京育才学校进驻先农坛，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先农坛的古建筑，使得建筑群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过，也正因为先农坛这段被多家单位管理和使用的历史，使得当时的人往往以“办公场所”而非“文物古迹”的视角看待这一古建筑群。

重新认识先农坛

在先农坛的太岁殿，隆福寺藻井所在展区总是观众最多的地方。藻井的下方安置了照明灯，观众一抬头，就能清晰地看见藻井内琼楼玉宇的天上宫阙，最上方的星象图是明代参照唐代星宿图绘制，1400颗星星微微发出金色的光芒。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隆福寺主体建筑严重损毁，但幸运的是，藻井被拆解保护起来，于1989年送到正在筹建中的古建馆，后来经过长达五年的研究、修缮和复原，成为古建馆的镇馆之宝。

正如藻井最终被保护修缮的经历，古建馆的诞生，也是因保护先农坛而起。

1981年4月，全国政协第八期《简报》发表了《呼吁抢救先农坛内坛》的文章，引起社会对先农坛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而这一呼吁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一年前的1980年5月，国务院转批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求报告》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包括重要古建筑被机关、部队、工厂、企业所占用，在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周围修建了风貌上很不协调的新建筑，以及对古建筑“改旧创新”。此后，一些学者提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设想。

1982年，中国开启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北京文物古建的保护被一一提到日程表上。

北京文物局的资料显示，1985年6月，单士元、郑孝燮、谢辰生、罗哲文、杜仙洲、张开济等古建筑专家，作为全国政协文化组成员与北京市政协文化组成立文物保护联合调查组，对先农坛等文物古迹进行调研，提交了《关于先农坛、卢沟桥、宛平城文物古迹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呼吁尽快修缮先农坛古建筑群，并希望修缮后，在此成立全国第一个古建筑主题的博物馆，为北京乃至全国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展示文物建筑的平台。

随后，北京市政府、市文物局采纳专家建议，成立了建馆筹备处，开始了先农坛文物保护腾退修缮工作。薛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80年代，北京育才学校逐渐从先农坛的古建筑区域迁出，将古建筑群移交古建馆管理。

古建馆接管先农坛古建筑群后，逐步对古建筑群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薛俭说，1990年代分别对神厨院落、太岁殿院落进行过修缮，到21世纪初，又对庆成宫院落主体建筑进行过修缮。

除了腾退与修缮，对于先农坛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古建馆的重要工作。正如先农坛曾经被埋在历史的烟尘中，关于它的研究也同样是稀缺的。古建馆研究员董绍鹏在2017年的一篇总结先农坛历史文化研究的文章中提到，建馆伊始，研究工作“一穷二白”。

有关先农坛的记述，散落在《明实录》《清实录》《明会典》《大清会典》《文献通考》《皇朝通志》等史料中，需要研究人员把先农坛的历史及文化内涵从海量的文献中打捞出来。

为此，古建馆保管部开始了为期2年的资料收集主攻阶段，然后又进行了约3年的补充工作，对北京市的图书馆、大学进行拉网式排查，对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先农坛历史沿革认识的初步脉络。

此后，古建馆又开展了几轮历史文化研究。董绍鹏说，在对已收集资料的甄选整理乃至于推倒重来后，古建馆于2007年编辑出版《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一书，辗转十多年的基础资料研究工作画上了句号，深化研究则刚刚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先农坛的历史脉络变得越来越清晰。薛俭说，先农坛的格局从始建到定型，有三个关键节点。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后仿南京旧制的先农坛建成，初称山川坛。山川坛一坛祭祀多神，除了祭祀先农，天神地祇也在山川坛一并祭祀。

明嘉靖十年(1531年)，明世宗朱厚熜在坛内进行了添建，包括增建天神坛、地祇坛，将山川坛内的风云雷雨、岳镇海渎供奉于此，还在旗纛庙东侧修建神仓，并在具服殿的南侧开始搭建木质观耕台，山川坛更名神祇坛。明万历四年(1576年)，神祇坛更名为先农坛，并沿用至今。

清乾隆十八年至十九年(1753~1754年)，先农坛大修，拆除旗纛庙前院，神仓移建于此，木质观耕台也改为汉白玉石栏杆琉璃台座观耕台。

薛俭总结说，先农坛主要围绕农耕这一核心祭祀思想组织祭祀，而历代帝王祭祀先农从汉代以来从未断过，“祭祀先农，是希望围绕农耕生产的自然现象都能风调雨顺，在祭祀活动中能够体现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

如今，古建馆在先农坛主要陈列两类展览。一个是中国古代建筑展，按照中国古代建筑史从原始社会到历朝历代发展的历程进行展览。由于古建系列展览就位于先农坛古建筑内，观众抬头就能看到遗存的古代建筑。另一个是先农坛历史文化展，向公众展示先农坛自身的历史文化与景观。

完整了中轴线

梁思成曾形容北京中轴线是“有层次、有高峰、趣味深长的画卷”。随着先农坛的历史风貌得到了恢复，这幅画卷更完整了。

2019年至今，先农坛持续开展保护性修缮。例如神仓院落完成了对文物本体的修缮，包括屋面、瓦面的修缮、彩绘的保护性修复等，而庆成宫则完成了对建筑本体的修缮以及周边环境的整治。未来，这些区域都会采取恰当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薛俭说，届时，先农坛的开放面积将由现在古建馆开放的7万平方米扩大至30多万平方米。

扩大开放区域，除了会让先农坛更为公众熟悉，也会让先农坛的接待压力显著增加。今年暑期，先农坛每日接待的人数从数百人增至数千人，已经让郭爽和一众古建馆研究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忙，对于文物保护和设施维护的压力都在增加。

薛俭说，当观众数量增多，博物馆的管理措施和配套设备并不应该只是与观众数量按比例提升，是应该呈几何数提升。“观众流量从一千人到一万人，博物馆不仅是成倍增加设施设备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更新管理理念，要顺应新形势发展。如果观众得不到很好的体验感，我们博物馆的工作就是失败的。”

在古建馆未来的工作中，防火仍然是第一道要守好的关卡。先农坛的古建筑群与故宫一样，都是木质结构古建筑，最担心的是火，“水火无情，文物不可再生，文物消失了，用生命都赎不回来”。

另一个让薛俭倍感压力的，是怎样让观众在园区里得到更好的文化体验。薛俭发现，随着来到先农坛的观众变多，人群中不乏专家型观众。有时古建馆的研究员会得到来自观众的善意提醒，展览的哪些地方还存在问题，哪些解释应该更准确些。

薛俭说，观众素质的不断提高，也对古建馆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一方面对先农坛的研究必须要透彻，深入挖掘文物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要把这份价值解释清楚，让观众能听得懂，看得明白。“我们博物馆人应该是古人和今人之间的翻译，如何把古人的智慧翻译给现在的人，是我们博物馆人应该做的事情。”

他还认为，先农坛应该输出更多文化产品，走市场化的路子。这些年来，针对先农坛的保护性修缮，有很多功夫下在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除了古建筑的修缮，还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对内坛区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在坛内进行统一的绿化等等。

这些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也是先农坛推进保护性修缮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目前，先农坛保护性修缮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二是北京市财政，三是公益基金会。薛俭说，未来可以对博物馆的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到社会上寻求一定的支持。

随着先农坛逐渐回归大众的视野，历史的一些遥远呼应也在发生着。

2019年，观耕台前的一亩三分地恢复了。明清时期，皇帝会在仲春时节一个吉利的亥日来到先农坛，首先是祭祀先农，然后在具服殿稍作休息并更衣，再到一亩三分地亲耕籍田，显示帝王对农耕的重视。先农坛的祭祀功能丧失后，这块一亩三分地不再有庄稼生产，成为北京育才学校学生打篮球的场地。直到2019年，一亩三分地恢复，这里开始举行每年两场的农耕文化活动，时隔百年，这片土地重新恢复耕耘，再现丰收场景。郭爽在古建馆负责农耕文化活动，她说，很多来参加活动的孩子是在一亩三分地第一次认识五谷。

薛俭希望，未来三到五年里，完整的先农坛古建筑群将会向公众开放。这里将会是一个园林式的博物馆，既有文化展示的空间，也有公众休闲的园林空间。尘封于历史的明清建筑，将重新融入现代人的文化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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