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重工车间

最后的重工车间

■本报记者 王潇

“我们企业肯定不会搬。”几年前，时任上海电站设备辅机厂党委书记的高志跃这样认为，老员工孙建平也笃定地相信。

理由很充分。

“你看这个杨浦大桥，杨浦大桥原先是(计划)从我们厂里通过的，就因为我们企业重要，杨浦大桥特地偏了个八度的角，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让我们这个企业保留。”高志跃指着会议室窗外的大桥说。

但2018年12月29日，作为杨树浦路工业生产线上最后的坚守者，上海电站设备辅机厂(西厂)正式搬离。

这一变迁的背景是上海市2002年开启的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还江于民”，让滨江岸线切实成为百姓可以亲近的公共空间。2017年12月31日，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宣告贯通。2018年底，杨浦区把贯通岸线向东延伸到定海桥，2.7公里岸线实现结构性贯通，并计划于今年国庆完成空间景观对市民开放。

作为创造了许多中国工业的“第一”、近代上海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工业区的杨树浦，工厂的搬离意味着这里将成为真正的“工业锈带”。但若放眼整个滨江百年生命线，这一次的告别，只能算一个“中点”——作为工业生产的角色告一段落，而作为“城市会客厅”的角色已迈开步伐。

杨浦区建管委主任、区浦江办常务副主任刘安说，城市的有机生长是客观必然的，城市有机更新会消融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但城市的文脉历史应设法留存，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告别

搬迁的传言，厂里有过几次，每次都不了了之。

大家都觉得不会搬的原因：一是工厂承担国家重点军工任务，属于装备制造业中的核心骨干企业；二是厂里态度也“明确”，2000年厂里为安定人心，甚至重整围墙、加宽厂房、维修道路，还建造了9层的办公大楼。

而最明显却很少说出口的一种情感是——杨树浦是“近代上海工业的摇篮”，难道就从这里离开了？

“杨树浦可是一部活的上海工业发展史！”有人在朋友圈写道。

百年一瞬。杨树浦，初为河流名，后为路名、区片名。从19世纪末期还是地广人稀的荒野乡村，到1899年被并入公共租界、外商相继涌入，几十年间，杨树浦成为上海外资企业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辅机厂的前身——慎昌洋行，正是在1921年于杨树浦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浦飞速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为辉煌：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杨树浦煤气厂、上海船厂、申新五六七棉纺厂、天章造纸厂、中国肥皂公司、正广和汽水厂、上海第四制药厂……最多的时候，不同门类的工业企业三百多家聚集于此，形成近代中国工业的先行区。

“杨浦滨江区别于其他区域，比如虹口、徐汇、浦东，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工业厂房非常连续，一个接一个。”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参与贯通工程的设计师柳亦春强调了这种“连续性”“成街区性”的特点。

74岁的季晓芸是老杨浦。中学时，她曾在上海锅炉厂、国棉十七厂勤工俭学，后在上海铁丝厂工作。1972年婚后，她住进杨树浦路边的小区，爱人在路对面的天章造纸厂工作，“上班铃响了冲过去都来得及。”

窗外，是属于杨树浦路的早晨：工人们骑车的，走路的，熙熙攘攘；厂区门口，有些以白日班为主的，工人们轻轻松松在门口打招呼，而有些纺织厂日夜不休三班倒，女工们多半都神情紧张、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工厂。

上世纪80年代初，孙建平还住在市区，每天坐公交车上班，车子太挤，公交公司会在大的站点配几位员工，帮助乘客往车上推，“好了之后敲敲门，(意思)驾驶员可以开车了”。

“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是在工厂里的。”孙建平说。1980年，他出了高中校门，考入上海技工学校，学习两年，一半时间在校上课，一半时间在电站辅机厂锻工车间工作，后正式进入辅机厂工作至今，现任辅机厂基建装备部部长。

他是位内敛的干部，有典型的工人气质，讲什么都简单扼要，唯独回忆和爱人史萍的初次邂逅，才多了些许画面感。

1980年9月27日，他去上海技工学校报到。乘车时，一位抱着小孩的女士上了车，孙建平站在车厢后部，瞥见一个女孩起身让座。等他到学校坐下后，一个女孩进来了。“不就是前面让座的那个女孩吗？原来她是同学！”

孙建平说：“那时我们读技校，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游泳，到淀山湖去，大家就说好，半夜骑自行车从厂里出发，带着啤酒什么的，一路高歌。”

上海电站辅机厂采用的是3年学徒制度。孙建平说，在技校的半工半读期间，老工人就会自己挑选徒弟。

王智敏1968年9月进厂，到现在都记得当年“认师”的曲折。“大家站在篮球场上等自己的师父来领，我在被剩下来4、5个人当中。后来才知道，师父之前不愿意认我，是因为看到我头发卷，觉得我可能生活作风比较浮，3、4天后，看到我从澡堂出来头发还是这样，才把我认去了。”

史萍说，人们今天反复说的“工匠精神”，在当年上海的工人中是一种普遍存在。

王智敏所在的是铸造车间，一般是白天生产铸件后，老工人在晚上来浇铁水、浇钢板，如果在家想到哪一个螺丝可能没拧紧，也会特地晚上跑来。王智敏说，当时工人之间比的是“我明天要比今天做得好，后天还要做得更好，千万不能出次品，千万不能出废品”。

在设计师柳亦春的眼里，这些属于上海的工业文明。而杨浦滨江贯通工程的一项重要目的，正是“要把这种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变成这个城市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8年12月28日晚，最后一辆搬迁的班车里，有人扭头看窗外的工厂大门，脸分明抽动了。但谁也没有说话。2018年12月29日，杨树浦路1900号的辅机厂西厂，最大的主车间不再隆隆作响。

碰撞

厂区是分阶段交付的。生产线迁往临港新城，研发和经营部门留在杨浦。

2018年6月27日，史萍给一幢楼拍了3张照片。那是工厂三号楼，她工作了十年的办公楼。

第一张是上午，楼还是原貌；第二张是下午，办公楼被拆了一半；第三张是晚上，办公楼夷为平地，从空地上可看到对面的东方明珠。

她发了朋友圈，照片博得了比往常多许多倍的点赞量和评论数。

评论分两类，一类是不舍，另一类则是惊喜——“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浦东最亮丽的那一块”。

史萍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一种新与旧的碰撞。身处的脚下，是百年前起步的工业区，厚重，沧桑；而眺望到的那一边，经历了开发开放，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杨树浦的好时光是从1985年左右开始走下坡路的。当时面临的问题包括原有产业档次偏低，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业污染严重，能耗过高等。

季晓芸记得，不少工厂“关、停、并、转”之后，杨树浦路上原本熙熙攘攘的上下班“大军”消失了。而这种宁静，是令人感到酸楚的。不少家庭夫妻双双下岗，生活压力陡增。

1992年后，杨浦区境内市属企业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全区工业企业从1200家锐减至200家，产业工人由60万人减少至6万人。上海80万名职工下岗，杨浦占了近60万人。

随着工厂外迁，杨树浦地区出现衰败景象，破墙开店、违章搭建等杂乱丛生。刘安还记得2012年第一次为贯通工程去滨江考察，沿江的工厂都关闭着，基础设施几乎是空白，仿佛一台沉睡的生锈机器，与快节奏发展的城市格格不入。

在土地收储过程中，除却具体事务性沟通，刘安反复想和企业高层们传达的是，搬迁可以成为工厂转型改革的契机，开发可以共赢。

高志跃说：“我们提的口号是‘不是被动搬迁，而是主动转型’。”

针对搬迁后的辅机厂，他提出几个改变：生产模式要变化，重点要放在科研上；把企业产品逐步向高端产品转变，低附加值的工作通过社会分包出去。史萍作为电站辅机厂人力资源部的老员工，从招聘思路中看得更加明晰——工厂更看重脑力而不是体力了。

新与旧的撞击，存在于滨江的沧桑巨变，存在于工厂转型，更存在于人心。

对于大多数辅机厂基层工人来说，搬迁让出工厂土地的决定是集团下达的。看到滨江南段首先贯通后的巨变，才是不少工人从心底接受搬迁的开始。

孙建平记起去年的一天，厂里组织大家看电影，影院就在已贯通区域的渔人码头(曾经全国第一的上海鱼市场)。孙建平和一帮老员工沿着江边一路走到电影院，一路回味青春，就像年轻时一路唱着歌去游泳一样。

那是大家第一次真正欣赏贯通后的杨浦滨江。

有两位在搬迁中即将面临调岗的员工对孙建平说，“岗位没了，也没办法，这是社会发展。”“作为一个上海人，希望上海越来越美，但是美要付出代价。谁叫我们碰到了呢？”

融合

高志跃在搬迁前曾专门去辅机厂东厂那幢有GE公司标志的慎昌洋行车间门口拍了张照片。

他强调这些建筑“非常非常”值得留下。“我们工厂的历史很悠久，所有的厂房钢结构都不是焊接的，是铆钉铆起来的像外白渡桥一样的……”

对于刘安和他的团队来说，如何保住这些工业遗存，是一套系统工程。杨浦滨江南段核心区目前共有保护保留历史建筑24处，66幢，26.2万平方米。

“一幢历史建筑，一个修缮方案，一套修缮策略。”刘安说，“必须要去充分查阅这幢房子的历史档案，然后对照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每一次设计之前我们都要委托第三方，对房屋现状进行勘探、勘察，再委托设计单位分析，且不是一家设计单位，进行比选，吸纳各个方案的长处。”

比选的过程会产生交锋。位于杨浦大桥西侧的永安栈房就是一例。

永安栈房建成于1921年，是一处双子楼。西侧楼除了年久失修，基本保持历史原貌。东侧楼则在1961年划给上海化工厂，后置换成为上海有机新材料工业园的材料成品仓库，再改建为办公楼对外出租，早已面目全非：外立面被刷成了黄色，原有的长条格式高窗全被拆除……

有设计师主张“修旧如旧”，认为应该用新式材料把东侧的仓库还原到与西侧相似的程度。

柳亦春则偏向“新与旧的有机融合”。“建筑里的柱子是八角柱，其实也和功能有关系。普通柱子是四角的，扛麻袋运输搬运过程中容易碰坏，所以就把角削掉，直接变成一个八角柱，这就体现了非常朴素的建造思想，怎么用，就怎么造。”所以他认为在修缮中，“以新用途介入做一些改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即使不属于历史保护建筑，刘安认为，也不能机械地一拆了之。

上海制皂厂，前身是1923年的英国利华兄弟公司，留存有很多生产的工艺流程用地，例如沉淀池、设备用房等。讨论方案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全部拆除，因为这些用地都不在历史保护建筑目录；另一种意见是保留并植入新的功能。最后反复讨论，滨江公司选择了植入新功能，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个制皂博物馆。

作为工科博士，刘安却常常流露出感性的一面。他曾经为了保住一棵树，特地请两位领导出面。“每一个细部都去斟酌、判断，最终选择的方案才能有张力，有新和旧的融合，有建筑和环境的融合。”

生长

滨江南段2.8公里开放的那天，刘安又去走了个来回。

十几个系缆桩，在广场上拼成船头的形状，有人在那里合影；自来水造型的路灯下，有人向同行者解释“灯头是一个四通管，展现工业文明的特色”……

更新迭代是为了充分适应满足城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推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这些城市的文脉历史，这些场地特质、场所精神应该设法留存，成为“城市会客厅”的独特元素。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杨浦南段滨江被划入上海的CAZ(Central Activity Zone)，即中央活动区，意指比CBD(中央商务区)更有“温度”、更具备“多样性”的核心功能区。

杨浦滨江公司董事长左卫东说：“杨浦滨江是上海市的滨江，杨浦区也是上海市的杨浦区，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是整个上海市的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所以我们的眼光、站位一定要从全市角度来看这个区域的发展。”

他认为，若论百年工业历史的文化底蕴、建筑形态，杨浦滨江已经具备独特魅力，但要比照世界级滨水岸线，在软件上还有差距。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参与。

比如更为精细化、更有“温度”的规划和设计。杨浦区规土局局长张汉陵提到，经济发展有变化，规划也要跟着变。“一些社会功能需求不停冒出，比如说共享单车，过去没有，有些地方是不是考虑要设置共享单车的空间。规划需要有一定的弹性。”

后工业时代，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改造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层面的，更意味着城市治理者与老百姓在理念上的深层互动。

季晓芸认为，滨江开发既然是“还江于民”，居民享受便利后，也要“维护好这个客厅的整洁”。

她每天早晨都带领一支名叫“夕阳红”的拳操队在杨浦滨江打太极拳。她观察到，越来越多团体活动队伍开始舍近求远，也转战到滨江区域。每天活动结束，她会主动和队员们捡起身边垃圾，若看到有人乱扔，还会上去善意提醒。

去年7月，杨浦大桥西侧2.8公里滨江岸线上新建的4家党建服务站启用，季晓芸去党建服务站做了志愿者。

党建服务站相当于滨江沿岸的驿站，是市民游客共享的公共服务空间，提供急救包、雨伞、洗手间等服务，由社会组织主要负责管理，白领、居民作为志愿者力量补充。

工作中有不少现代化设备操作要学，季晓芸反复操练。工作人员向她道“辛苦”，她笑着回：“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滨江最早开发的时候，我就特地跑到马路边上来看，在想以后能开发成什么样子。现在开发成这样，我真的心里好激动。”她感慨。

2019年，高志跃从辅机厂正式退休，担任辅机厂高级顾问。

他期待能在滨江岸线上看到辅机厂的元素。“未来，等我再回来看我们工厂的时候，我就可以和孙子介绍，这个办公室就是我坐过的地方，是我奋斗过的地方。”

[责任编辑：杨凡、徐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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