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赵冬苓:文艺工作者天生就该带有责任感

赵冬苓，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著名影视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电视剧《孔繁森》《沂蒙》《叶落长安》，电影《任长霞》《上学路上》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些年您编剧的许多作品，比如《上学路上》《安居》，讲的都是基层普通群众的生活。为什么会一直关注这类题材？

赵冬苓：之所以比较关注这类题材，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总能激发灵感，我每写一部作品都会到当地看看。我不太信任几个人在屋里就把故事编出来的方式，这样出不来一流作品。很多人和事你必须在生活中遇到，才能了解它背后的逻辑。

我觉得，一个作家，天然就应当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就应该为社会普通大众发声、为现实发声，要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观察、深入生活。这也是我当了人大代表之后，每年都要提一些关系民生的议案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这一要求，我十分认同。我在影视界工作这些年，或多或少也感觉到，目前国内真正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普通群众生活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甚至有一些是肤浅的、无关痛痒的作品。其实这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文艺工作者天生就应该带有责任感，就应该多去关心社会现实，多去创作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好作品给大家。

记者：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制作的多部作品都曾获过国家级大奖，包括近几年的《战长沙》等也都是收视口碑双赢。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尊重但不迎合观众”，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您觉得主旋律电视剧如何才能更好地向观众传递正能量？

赵冬苓：电视剧虽然是消费品，但好的电视剧应该在市场和艺术间找到平衡。如果你要写电视剧，你就要仔细研究既符合市场、又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但好的编剧不会特意去迎合市场，只期待用自己的作品去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像《战长沙》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是因为它们弘扬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历史进步的主流，传达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主旋律的范畴。现在有一些人对主旋律存在误解，认为主旋律就是单纯的说教、强硬的灌输；一些作者在写的时候，也对主旋律题材有一种刻板、僵硬的表达或理解。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主旋律是我们社会的主流，是真善美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向往和追求的。至于作品好不好看，取决于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而不是由题材决定的。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尊重艺术规律来创作，用心来创作，就会出好作品。

记者：您之前曾写过《孔繁森》《任长霞》《郑培民》等作品，创作的过程中，这些人物的哪些事迹让您印象深刻或感动？

赵冬苓：我有个习惯，就是每次创作开始之前，都要先去采访，先去了解这个人，找到这个人物身上能打动我的东西、不寻常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先把我感动了，我才能把它拿出来给读者或观众看。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电视剧《孔繁森》。当时孔繁森刚刚去世，我就去西藏采访，正巧赶上了他的追悼会，看到有两个藏族青年哭倒在地，拖都拖不起来，我就想这个人身上一定有不寻常的东西。其实我起初接到任务去了解孔繁森这个人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以后会变得那么有名，成为全党学习的标杆。当时只是听人家说，这名汉族党员干部主动报名去条件艰苦的西藏工作，甚至在自己生活也不富裕的情况下还收养了两名藏族孤儿。就是这件事情打动了我，所以一开始，我给剧本想了一个题目就叫《一个地委书记和两个孤儿》。结果到我下笔要写的时候，孔繁森已经家喻户晓了，剧本才改了名字，就叫《孔繁森》。

从孔繁森到任长霞、郑培民，如果说这几个人物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让我感动，那就是柔软的人性。这些善的、美的东西感染了我，也令我相信：它既然能够感动我，也会感动别人。（本报记者 王雅婧）

[责任编辑：杨凡、方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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