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缩影——欠薪、索薪与鲁迅《端午节》的写作_科教社会_山东新闻_新闻

“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缩影

——欠薪、索薪与鲁迅《端午节》的写作

作者：卢军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端午节》的创作动机、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与当时鲁迅自身的经济生活体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小说以1920年代“索薪”事件为背景，展示了面临经济与精神双重困境的民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实况。通过塑造持“差不多”说的小官僚兼教员方玄绰这一人物形象，鲁迅既剖析了人性的弱点，又审视、反省了自我，其所折射出的是鲁迅对价值理想精神日渐消解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结合其后创作的“索薪”题材杂文和鲁迅的实际行动进行互文性阅读，可了解鲁迅对“索薪”行为的鲜明态度：否认“不高尚”说，认为其是捍卫知识分子经济权利的正当行为。

【关键词】鲁迅；《端午节》；欠薪；索薪；方玄绰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3）-

一、《端午节》：被冷落及评价两极分化的小说

《端午节》是鲁迅应茅盾之约而写的，发表于1922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从本期封面看，《端午节》排在重点推介文章的首位。在“短篇小说”专栏，《端午节》也位列专栏的首篇，其后是冰心的《寂寞》、王统照的《微笑》。茅盾对鲁迅作品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端午节》在鲁迅小说中是受研究者和读者双重冷落的一篇，学界还呈现出对《端午节》的“两极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与鲁迅同时代的评论家中，对《端午节》给予高度评价的代表是成仿吾和杨邨人，赞其为写实性极强的现实主义杰作。成仿吾将《阿Q正传》和《端午节》这两篇在《呐喊》中比邻的小说进行了对比，“严格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一篇故事（Tale），后者才真是我们近代所谓小说。……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认为《端午节》对于鲁迅“实在有重大的意义”。杨邨人也充分肯定了《端午节》在《呐喊》集中的地位：“我们在全集十五篇里面，以为《风波》，《故乡》，《端午节》，《社戏》，《不周山》，《阿Q正传》，《明天》为杰作中的杰作，其次的才算是《孔乙己》，《狂人日记》……”。对《端午节》持否定态度的代表首推李长之，1935年，他在列举“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制作”时提到了《端午节》：“我觉得鲁迅有几篇东西，却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在《呐喊》里，是《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节》”；“《端午节》，沉闷又平庸，文字先不起劲……让人懒得看下去”。

在当代，《端午节》遭遇研究者们持续的质疑和冷落，有论者分析原因在于《端午节》“风格模糊”，“在鲁迅整个小说创作中的属性和定位不够明确所致”。但也有研究者肯定其特殊性，“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认识与反省、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对话，涉及鲁迅小说创作史、思想发展史上的某些大问题。其创作心里的隐秘、复杂，在鲁迅小说中可谓屈指可数”；“《端午节》这样的作品，能特别显示出鲁迅眼光的独特、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时隔百年重新解读这篇小说，只有还原文本书写的历史场域，了解《端午节》创作的社会背景和作者处境，才有可能驱散因种种原因产生的叠加的历史隔膜，消除对文本的误读和偏见，了解20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审视小说中内涵丰富的人物，探究其矛盾的性格、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进而对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作出新的评价。

二、欠薪及索薪运动：《端午节》创作的时代背景

小说《端午节》以索薪事件为背景，以政府欠薪、教员索薪、身为教育界的小官僚兼教师的主人公方玄绰生活困顿却耻于索薪的复杂心态为主线，描绘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困境。

杨邨人比较分析了《阿Q正传》和《端午节》的不同之处：“我们读《阿Q正传》时，感觉得我们还是十年前的人物，我们简直变易地位，处在十年前的环境社会之中；可是读《端午节》时，我们已是回来了，我们所感觉的社会环境，正是现在的环境社会。……《端午节》给我们的印象是：（一）金钱的万恶；（二）现代经济制度组织不良的社会，应该推翻；（三）文字的生涯着实养不活人”。1923年10月，一个笔名“Y生”的作者在《读<呐喊>》一文中，称《端午节》与《孔乙己》《药》等文一样，“多为赤裸裸的写实，活现出社会之真实背影”。那么，小说反映的社会实况是什么？孙伏园曾撰文回忆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民国十一年是北京政府已经很不像样子的时候了：教职员欠薪、公务员欠薪、著作人几乎没有稿费，知识分子简直没有法子继续生活下去”。周作人在《官兼教员》一文中也谈及《端午节》的创作背景：“小说是讲北洋政府时北京学校机关欠薪的事情，那时学校先欠，职教员发生索薪，兼职的讲师每星期两小时只有薪水四十元，除北大以外又多只以十个月计算，因此多数讲师不热心参加，以官兼讲师的自然也就属于这一类了。后来政府机关也欠了薪，他们也弄不下去了，可是又不能像教员们的闹索薪，情形很是困难。”

小说《端午节》提到方玄绰平时领到的薪水都是“中交票”。“中交票”是袁世凯执政时期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的纸币。1916年5月12日，国务院通过议案，规定暂停兑现已发行的“中交票”。此后一年内其他地区逐渐恢复兑现，唯有北京不仅没有恢复兑换，而且仍在增发，使得金融陷于混乱，“中交钞票日益跌价，最感痛苦者厥为各学校教职员，并且薪俸多延至数个月始能发放。故各学校教职员生计之困难几出人意料之外”。1918年3月10日鲁迅致信许寿裳：“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这直接导致1919年底北京教职员发起的大规模的索薪运动。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因各派军阀不断扩军备战，“致使本已十分窘迫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1921年春，靳云鹏内阁竟断绝支付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的大中学校教育陷入无法维持、教职员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被迫于3月14日举行罢教”。鲁迅也停止在各校授课，直到下学期才重新开讲。

当时关于“索薪”题材的报道、时评、讽刺诗很多。如《枵腹索薪》：“八校教职员‘枵腹教育’之外，还要‘枵腹讨债’，这种枉费精神的举动，我看大可不必。北庭始终没有把‘教育’二字放在心上，可以食言而肥，可以相应不理，也可以欺骗行事，到现在是无论你们如何闹法，如何讨法，他总是当作耳旁风。本来军阀之下，哪有教育生存的余地？”因积欠薪俸导致经济窘迫，朝不保夕，各机关纷纷成立“索薪团”。《索薪团》一文解释了众人“结团索薪”的无奈，“年来中央政府，因军费浩繁，库空如洗。以致行政经费均不能按期发出。各机关薪俸甚有拖欠十余月尚未补发者。各机关人员向恃薪俸度日，拖欠日久，其何以堪。遂不得已而有索薪团之结合。其唯一宗旨，即系向政府讨索欠薪。此虽与国家体面有关，然亦不得已之举”。社论《拼命索薪团》对“拼命”一词有了新了解释：“北京教育欠薪，以致停课，去年闹到今年，尚无圆满解决。……一人索之无效，众人索之又无效，不得不结团体共索之。甚而美其名曰拼命索薪团。盖言索薪不得，惟有拼命而已。为拼命二字从来未有笑话也。”讽刺中包含了对饱受欠薪之苦的教职员的深深同情。《索薪》诗：“半载欠薪无处索，可怜八校教员愁。那知总长头顾破，石子中难逼出油。”《索薪歌》：“欠薪不发无奈何，日暮愁无果腹法， ……薪俸经年延不发，家徒四壁空空如。老妻无米说难炊，始信长安居不易。 ……枵腹何能讲操守，须使面包先到口。”希望政府能体谅索薪人员的困苦，设法筹款，清偿积欠。

周作人在《索薪》一文中回忆：“发端于北京的北京大学、高师、女高师、工、农、医、法政、艺术各专校，平时素无联络，为了索薪这才组织了‘八校教联会’，会里举出代表，向政府索薪，最初是找教育部和财政部，推说没钱，进一步去问内阁总理和大总统了。”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等八所高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4月30日政府迫于压力接受了教职员的要求。但其后靳云鹏内阁并未履行拨付补发所积欠的教育经费的协议，5月16日，八校教职员因政府开空头支票再次辞职。

1921年6月3日，八校辞职教职员联合学生千余人，“冒雨前往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索薪，突遭军警镇压，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及其他院校校长师生等十余人受伤”。翻看当天的鲁迅日记，只有寥寥三字：“雨。无事”。在“新华门”事件的前一天，即6月2日的鲁迅日记“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晚归”。可见6月3日鲁迅是在北京的。

笔者认为，鲁迅一定会关注“新华门”事件的发展，因其好友钱玄同在血案发生后曾去首善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马叙伦、沈士远等人。因为徐世昌政府对外宣称受伤的教师和学生是在新华门外“自己碰伤的”，连在西山疗养的周作人也很快针对此次流血事件写了一篇短文《碰伤》以示讽刺，发表在6月10日的《晨报》，尖锐讽刺了政府的荒谬说法。《东方杂志》在《中国大事记》（1921年7月28日）中记载了本次教潮的解决结果，“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自六月三日请愿后，与教育次长马邻翼，双方向法院提起诉讼。现经范源濂、汪大燮、张一麐、张国淦、傅增湘等五人出任调停。提出解决办法五条。（一）讼案听法院处理。（二）政府为解释六月三日新华门不幸事件系出于一时误会。派员向教育界慰问。……”。马叙伦在“新华门”索薪运动中担任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他坚决否认了当局的“一时误会”说：“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马叙伦晚年在回忆录中评价了这次“事闻中外”的索薪活动的历史影响：“国内教育界没有不给我们援助，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依鲁迅的性格来看，他决不可能对影响如此大的事件无动于衷，只不过当时没有马上发声罢了。

三、《端午节》创作前鲁迅的经济状况

鲁迅的经济观在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经济在鲁迅小说中不仅仅作为背景出现，而是内在于故事，进入情节结构的前台，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索薪”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端午节》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杨邨人认为读者可通过《端午节》了解鲁迅的身世经历。有论者分析《端午节》“描写极其细腻，也有一点心理解剖。这大约是他自身的体验，所以能写得如此周到”。成仿吾也指出鲁迅在文中揭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因而读来感同身受。

（一）有颇多鲁迅“自叙成分”的小说

小说《端午节》是有鲁迅“自叙成分”的作品，小说的素材大半属于回忆的成份。小说主人公的姓名、职业、经历都有许多鲁迅的影子。孙伏园指出该小说“几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其依据主要是：第一，在一次周氏兄弟都参加的宴会上，钱玄同曾援引《儒林外史》中一个宴会场景给鲁迅起了“方五先生”的绰号，那么，小说《端午节》主人公方玄绰的名字应源自：“方”指鲁迅、“玄”指钱玄同、“绰”指绰号。第二，既作公务员，又作教员的方玄绰的身份与鲁迅身份相符。第三，方玄绰偏爱的“莲花白”也是鲁迅自己爱喝的酒。周作人在回忆文章里印证了孙伏园的观点：“这是小说，却颇多有自叙的成分，即是情节可能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周作人也证实方玄绰的名字是由鲁迅的一个绰号“方老五”而来。

小说《端午节》对“新华门”索薪事件的描述是：“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发了一点薪水。”“凄风冷雨”的天气描写与当时的实情一致，《鲁迅日记》中1921年6月2日、6月3日、6月4日记载都是“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次游行事件给鲁迅留下的印象之深。方玄绰领了补发的薪水并还债也和鲁迅当时的经济实况相符。“新华门”索薪事件发生在6月3日，距当年端午节只有一周时间，6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旧端午，休假”。端午节的第二天，即6月11日的日记记载“上午收一月、二月分奉泉六百。付直隶水灾振十五，煤泉廿七，还义兴局二百，息泉六”。这和文中“方玄绰不费举手之劳的领了钱，酌还些旧债”是对应的。可以说，单从经济角度，鲁迅是“新华门”事件的受益者。

从小说相关描述来看，《端午节》的一些情节是由鲁迅自己1921年、1922年两个端午节的经历合成的。以往每逢节根或年关的前一天，方玄绰要在夜里的十二点钟才回家，将领来的中交票交给太太。谁知初四这一天却破例不到七点钟便回家了。给太太的解释是银行已关门，放节假三天，需等到初八的上午才能领到薪水。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查那年的旧日记，至四月四日才收到一月份薪，五月不发，五月三十一日是阴历端午，在六月三日收到了二月份薪，照这一节看来，本文里说节前领到支票，要等银行休息三天之后，在初八上午才能领到钱的话，与事实是相合的，因为那年六月三日正是阴历的初八”。周作人所说的“那年”应是1922年，而非1921年。因为查阅鲁迅日记，1921年6月10日记载“旧端午，休假”，而1922年的端午是5月31日。鲁迅创作《端午节》的时间是1922年6月，也就是刚过完端午节不久写作的。

（二）从日记管窥鲁迅的经济状况（1919-1922年）

《端午节》的创作动机、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与鲁迅自身的经济生活体验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董炳月教授认为：“脱离了鲁迅的主体生存状态，难以从根本上阐释《端午节》的创作动因及其相关思想问题。……《端午节》首先是鲁迅个人贫困生活的产物”。基于此，本文先以鲁迅日记为依据，梳理分析鲁迅1919-1922年间的经济收入情况。因为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并道出缘由：“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鲁迅日记中看似琐碎的银钱收付记录现已成为研究民国生活的重要资料。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期，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教育部的薪金、后期在学校担任教职的钟点费、稿费。薪金是他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鲁迅1912年初到北京后，教育部职务未定，部员一律每月发生活费60元。当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佥事，“佥事”在当时属于“高等文官”，月薪为220元。约于1913年1月，教育部规定了薪俸等级制度，鲁迅从二月份起月薪改为240元。到1914年，经过“文官甄别”合格，鲁迅又开始享受四等俸待遇，改为每月280元；从1916年3月以后，又被定为月薪300元，由此往后未再变动。查阅1919-1921年间的鲁迅日记，可以清晰地了解鲁迅此间的经济收支情况：

1.收入基本稳定的1919年

1919年对鲁迅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年。因鲁迅在绍兴聚族而住的“新台门”祖宅，由周氏六房本家联合卖给了东邻的大地主朱阆仙，当年年底即需全部搬出。故而本年从二月份起，鲁迅就四处奔走看房。直到8月19日“买罗氏屋成”，即八道湾宅。11月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12月初，鲁迅回绍兴接母亲及三弟一家。12月29日下午回到北京新家。

此时，作为周家长子，鲁迅实现了向往已久的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理想。但因为大家庭人口多，在北京花费也多，担负养家重任的鲁迅经济压力也是空前的。因为购置房产，为凑齐购房款，“鲁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把卖绍兴老屋的钱都贴进去了，还要借债”。鲁迅日记9月3日“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上月廿九日发”，9月19日“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收到的应是周建人汇来的卖祖屋的款项。鲁迅还借了高利贷，1919年11月13日日记：“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这笔利息很高的短期借款“是鲁迅购买八道湾11号房产的当口，显然，这些借债是跟买房密切相关的”，但这是1919年鲁迅唯一一次借贷。

从鲁迅日记可以得知：1919年全年，鲁迅的教育部薪金基本按时发放，发薪日大多集中在每月26、27两日，这两天日记中常见“收本月奉泉三百”。在作为教育部职员的鲁迅能按时领取薪金的同时，北京市广大教职员却享受不到同等待遇。当时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傅岳棻对此的解释是教育部经费紧张，只能先发放部员的薪金。因鲁迅在1919年有相对丰厚的固定薪金收入，虽然置业搬家花费甚多，但还未影响到日常生活开销，所以从现存文字中未看到鲁迅关于索薪的相关描述。

2.债台高筑的1920-1922年

鲁迅的经济状况在1920年以后有所变化。从《鲁迅日记》可得如下信息：1920年2月17日，鲁迅上一年托齐寿山所借的500元外债已全部还清。但从3月起，“假泉”（即借钱）一词在日记中频繁出现。本年度共“假泉”22笔，总计895元。其中最大的一笔200元，最小的一笔8元。从收入情况看，12月31日鲁迅刚领到欠发的8、9月份的薪俸，“晚收八月下半月及九月份奉泉四百五十”。

1921年度共“假泉”14笔，总计1090元。其中最大的一笔200元，最小的一笔20元。还包括2笔高利贷，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假泉二百，息分半”；11月9日“下午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从收入情况看，12月31日 “下午收六月分奉泉三成九十元”。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自1920年起，鲁迅的债务突然增长。债台高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教育部的薪俸开始不按时发放，逐渐拖欠，且拖欠时间越来越长。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教育部拖欠部员薪水的情况：1920年共拖欠3个月薪水，1921年共拖欠半年多的薪水；因1922年《鲁迅日记》遗失，据1937年许寿裳编纂《鲁迅年谱》时的抄件，12月6日“下午收七月分奉泉百四十元”。第二，医药费开支巨大。阖家迁居到八道湾后，侄儿沛（周丰二）和弟弟周作人频繁生病，所费医疗费甚多。沛（周丰二）自入住八道湾不久就不断生病，翻阅1920年鲁迅日记，1月10日“下午往池田医院为沛取药”；1月12日“午后往池田医院延医诊沛”；1月16日“午后往池田医院为沛取药”。5月19日，刚过完周岁生日三天又得了急症，“沛大病，夜延医不眠”。5月20日送入同仁医院，诊断为肺炎，此后鲁迅常去医院探望，有时还要留在医院照顾病人，此间日记常有“夜在病院”的记载。直到7月13日“下午沛退院回家”，这次住院时间长达55天。还未等鲁迅松口气，7月15日“下午沛腹泻，延山本医生诊”；7月16日“晨沛复入同仁病院。上午从本部支五月余奉百廿”。1921年，周作人又病倒。3月29日“下午二弟进山本医院”。3月29日至5月31日，周作人在山本医院治疗。6月2日至9月21日，鲁迅又为周作人在西山碧云寺租房疗养，房租高达每月五十元（同期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每月房租为二十元左右）。期间，1921年7月21日侄儿沛得痢疾住山本医院，直到8月11日下午才出院回家。鲁迅在照顾病人之余，还要筹措昂贵的医药费。入不敷出的鲁迅已经开始把零星收到的稿费也用来支付医药费，1921年7月27日晚鲁迅致信在西山疗养的周作人：“《一茶》已寄出。波兰小说酬金已送支票来，计三十元；老三之两篇(ソログ一ブ及犹太人)为五十元，此次共用作医费”。

家庭开支骤增，经济窘迫的鲁迅由此开始了四处借贷、疲于应付的生活。有时一天要借两笔钱应付家用。1920年8月2日“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螺舲假泉廿”；1921年5月30日“上午得宋子佩信并见假泉五十。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有时还要借高利贷，经济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1921年4月7日“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嗜书如命的鲁迅竟然开始卖藏书来维持家用开销，这个细节足以反映出他此时捉襟见肘的窘境。1921年5月27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鲁迅饮酒一直适量，像这样大醉的时候很少，此次醉酒原因应是他当时经济压力过大，导致心情郁闷借酒浇愁。由此可见，小说《端午节》中的索薪书写与鲁迅当时的个人生活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四、方玄绰：持“差不多”说的“新”知识分子

前文详细分析了《端午节》与现实的关联，一方面是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与鲁迅个人经济生活状况变化的关系。小说虽是有鲁迅“自叙成分”的作品，但不能因此把鲁迅和方玄绰等同起来。方玄绰是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新”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得过且过、软弱妥协。有论者认为《端午节》与《阿Q正传》这两篇题材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却具有某种内在关联：“在批判懦弱畏缩和自我欺瞒的精神上却又是一贯的。……从许多方面来看，《端午节》这篇可说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阿Q正传》。”在《呐喊》的“目次”中，《端午节》与《阿Q正传》比邻，紧随其后，这恐怕也不单单是一个巧合吧。

（一）“差不多”说

小说中方玄绰有句口头禅“差不多”，这句“平凡的警句”是他遇到不平之事时寻求心理安慰的工具。方玄绰并非是一个麻木、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黑暗现象有所不满，但因性格懦弱，缺乏“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只好用与阿Q惯用的精神胜利法相仿的“差不多”说，“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来自我排解。

“差不多”说高度概括了方玄绰的性格特点，是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所在。王任叔在1940年出版的供青年学习创作的《文学读本》中，以方玄绰的“差不多说”为例谈鲁迅塑造人物、组织故事情节的方法：“有很多人发端就是一个人物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近乎单刀直入的姿态。而这一句话或一个行动，几乎也足以表示这人物的性格的特征的一面。或者也该是这故事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孙伏园在回忆文章中证实这也是鲁迅那时常说的话，“有了‘差不多说’，鲁迅先生可以省去许多义愤填膺的麻烦”。孟庆澍认为“方玄绰的‘差不多’说乃是鲁迅人生经验的结晶，是人互为奴隶的困境之缩影”。

方玄绰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性格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因一开始当局拖欠的还只是学校教员的薪水，方玄绰尚有按时发放的官俸维持生活，因此他虽同情罢课索薪的教师，但却不愿加入索薪行列。但后来官俸也开始拖欠，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活质量，连煮饭的米都是方太太费尽唇舌才赊来的。这使得他暂时忘掉自欺的“差不多”论，改变了对“索薪”的态度，对“不高尚”说愤愤不平，开始“同情于教员的索薪，自然也赞成同僚的索俸”。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肯去参加索薪活动，自称讨债“非其所长”，承认性格怯懦，怕见手握经济之权、主宰“穷小子们的生杀之权”的人物。

（二）复杂矛盾的性格

小说取名《端午节》，其意与传统节日及风俗文化毫无关联。粽子、艾叶、赛龙舟等在文中一概没有提及，端午节只不过是因生存压力失去生活理想的知识阶级盼着发薪的日子，以及商家一年三节的银钱结算的日子。端午节这天，方玄绰家连大米都要靠赊，更谈不上吃粽子、挂蒲艾了。节俗内容丰富的端午节没有给小说主人公夫妇带来丝毫节日的快乐，只有被商家包围索债的烦恼和无奈。

小说中有一段方玄绰夫妻的对话：在端午节的午前，方太太拿出一叠账单，告诉丈夫至少需要180块钱才能够应付要账的店家。可方玄绰不愿去“亲领”薪水，一是因为钱是参加索薪斗争的同僚们和当局辛苦交涉争取来的，他没出力就坐享其成，遇到这些同僚难免心里打怵，且不愿卑屈地去看手握支票的索薪大会代表的脸色；二是身为小官僚的方玄绰还清高爱面子，认为官俸应由会计科职员送到手上，如上门“亲领”是失身份的事。但柴米油盐的刚需到底比面子重要，“他想了一会，又懊恼的出去了”。方玄绰最终还是选择接受现实，无奈地去“亲领”薪俸。

但方玄绰并不总是如此怯懦的，他也有“强势”的一面，比如对社会地位在他之下的小店家。小说中有个情节是他打发小厮去店铺赊一瓶莲花白酒，“他知道店家希图明天多还账，大抵是不敢不赊的，假如不赊，则明天分文不还，正是他们应得的惩罚。莲花白竟赊来了，他喝了两杯……”。这段文字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第一、“莲花白”是老北京人夏天最爱喝的白酒之一，价格比较低廉，此时的方玄绰却消费不起，可见方家的经济窘况。第二、“莲花白竟赊来了”中的“竟”字耐人寻味，说明方玄绰对店家能否赊给他酒也心里没底，虽然赊账购物已是方家的常事，但因常不能如期还款，在店家那里已失去信誉。第三、反映了方玄绰对店家的“强势”态度源自他心底的轻商意识，且认定店家还要依靠他的光顾生存。

（三）家庭地位的降低

方太太是个旧式的家庭主妇，以往对丈夫应是很尊重的。但自方玄绰不能按时领钱养家后，太太对他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大家左索右索，总算一节一节的挨过去了，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挨”字生动地呈现出方家的度日之艰，“万分”一词也加深了读者对方玄绰经济拮据程度的体会。这直接导致方玄绰家庭地位的降低，方太太开始“不附和”他的意见、有“唐突的举动”，把账单“塞”到丈夫鼻子跟前等“往常所没有的”行为就是明显体现。

（四）读《尝试集》的“新”知识分子

《端午节》中先后四次出现《尝试集》，作者用意值得思考。1920年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两年之内销售达一万部，一度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时尚标配读本。小说中的方玄绰用“咿咿呜呜”的腔调念《尝试集》，多半是意在暗示读者，主人公是一个貌“新”实“旧”的小知识分子。

（五）鲁迅对方玄绰的态度：同情与悲悯中包含自我反省

那么，鲁迅对小说主人公方玄绰的态度如何？普遍认为方玄绰是作者着力讽刺的“灰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谈到自己遵循的“为人生”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创作经验：“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创作《端午节》的主旨也非讽刺，而是要揭示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实况，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并改良社会。

可以参考另外一篇小说《弟兄》的解读。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弟兄》是一篇成功的讽刺小说，鲁迅细腻地刻画了张沛这一伪君子的形象，他对弟弟靖甫的关爱是伪善的。对周氏兄弟极其了解的许寿裳却持不同意见，“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小说通过描绘生活困顿给原本“兄弟怡怡”的人带来的考验及感情上微妙的变化，展现了经济生活对人们思想情感的制约。

董炳月指出“方玄绰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的自况，于是这种讽刺成了鲁迅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鲁迅从未自视为“超人”或“圣哲”，1927年，茅盾在长篇论文《鲁迅论》中谈及《端午节》，认为小说“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差不多说’为表现的手段”。鲁迅在向世人展示人性脆弱、世事矛盾的同时，“他决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茅盾高度评价了小说中方玄绰找金东水借钱被拒、结尾处动心买彩票这两段细节描写，认为由此体现出的鲁迅的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态度令人感动，这也是鲁迅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重要方面。这种客观评价反映了茅盾虽敬重鲁迅，但反对“神话”鲁迅的客观态度。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方玄绰的经历多为鲁迅亲历亲见，原本生活水平应属于“中产知识阶层”的文化人，因当局长期欠薪而沦为“精神上的财主”兼“物质上的穷人”，这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因而，鲁迅对方玄绰的态度是复杂的，在批评嘲讽中含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悯。

五、何以为生：“五四”知识分子价值理想精神的消解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教学、科研、传授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他们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端午节》中刻画的方玄绰形象蕴含着小知识分子生存的困苦与无奈。在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的日子里，还谈何理想抱负，全部精力都耗费在如何把日子维持下去，“国立大学则像其他政府机关一样拖欠工资。那些可怜的教授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被迫充当私人或家庭教师，或以其他不太体面的方式来弥补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中间没有显著的学术气氛，面临饥饿威胁的严峻现实，已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动力与才能”。《端午节》“可说是鲁迅第一篇正视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小说”。鲁迅小说的经济叙事“体现的是鲁迅对于经济（钱）的辩证思考，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把握”。正是生存压力消解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精神。

那么，知识分子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小说《端午节》借方玄绰夫妇的对话对此做了探讨。方太太对“文不像誊录生，武不像救火兵”的方玄绰提出数种解决家庭经济危机的方案：

第一、借钱救急。当即被自恃清高、好面子的方玄绰否定，他对妻子谈及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借钱碰壁的难堪经历，“求人通融经济的痛苦，有甚于嚓地去斩头，恐怕这是谁都会有的经验”。一度频繁借钱的鲁迅肯定没少遇到冷冰冰的面孔，正是有如此深刻的体会，才能写出这样生动的作品。

第二、卖稿为生。妻子让方玄绰给上海的书铺子写稿换取稿费，又招致方玄绰的反对，原因是稿酬低，版税收入常常拖欠，“远水救不得近火”。妻子转而提出让他给本地报馆投稿，也被方玄绰断然否定，“我靠着一个学生在那里做编辑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这几个钱，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够养活你们么？”这段文字既披露了当时稿酬制度的细节，也揭示了文人卖文为生的不易。

第三、买彩票。方太太最后提出了买彩票的建议，奢望能碰运气中个奖。方玄绰表面上段然否定，斥责妻子：“胡说！会说这样无教育的……”，其实此前一次自己向同事借钱被拒后，路过稻香村店铺时，看到店门外竖立的“头彩几万元”的广告，“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鲁迅小说的经济叙事中对数字的使用是非常严谨的，“充满生活实感，……钱的数额发挥着潜在的叙事功能”。方玄绰钱包中“仅存的六角钱”是个什么概念？在当时能买什么呢？以1922年的图书价格为参照，北新书局1922年出版的《呐喊》售价九角。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的胡适《尝试集》（增订四版）每册定价四角五分。可见，方玄绰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本《呐喊》。

鲁迅作品中揭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

六、鲁迅对“索薪”的态度和实际行动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教育界，公教人员因薪金常年拖欠，生活难以维持而联合向政府索讨欠薪，当时有人却非难这种行为。《端午节》中曾提到一个说教员索薪“不高尚”的大教育家，这是有人物原型的，周作人认为“那大抵是汪懋祖吧，他后来在女师大事件的时候也是站在政府一边，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是一鼻孔出气的”。汪懋祖是民国教育家，曾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等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人是曾任过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前教育总长现在辞职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静生先生也曾非难过北京各校的教员，说他们一手拿钱，一手拿书包上课”。还有可能是1919年代理教育部部务的教育次长傅岳棻，他曾教导前去索薪的教职员代表要“坚守高尚职业，不能为利忘义”。

结合鲁迅其后创作的“索薪”题材杂文《牺牲谟》《记“发薪”》等进行互文性阅读，为我们重新解读《端午节》文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可了解鲁迅对“索薪”行为的态度。为了驳斥当权者要求教育工作者免谈薪水“为社会牺牲”的提议，鲁迅于1925年3月撰写杂文《牺牲谟》予以讽刺。鲁迅在文中巧妙运用了一个官僚与一个九天未吃饭、饿得皮包骨头的乞丐形象的教员对话的形式，尖锐鞭挞了假意清高、让别人为社会牺牲的官吏们的虚伪本质。

在如何看待教员索薪的问题上，鲁迅与李大钊的观点是一致的。李大钊曾数次率教职员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生活神圣》一文，声称不用因吃饭问题罢业感到不好意思：“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他还在《物质和精神》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对二者关系的深刻认识：“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鲁迅和李大钊都旗帜鲜明地认为“索薪”是捍卫知识分子经济权利的正当行为。

鲁迅参加索薪的最早时间待考。前文说过，教育部欠薪使得鲁迅的经济状况日渐紧张，他不得不同时在四五所高校和两所中学兼职。因政府欠薪，为追讨薪俸，教育部职员也成立了“教育部索欠代表会”。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则1921年10月“教育部索欠代表会”安排参加索薪斗争的通知：“敬启者，兹定于本月十六日（即星期一）下午二时，在教育部阅报室开部员全体大会，届时务希蒞会为盼。此上，顺颂日祉。教育部索欠代表会启。”据查《鲁迅日记》，1921年10月24日有“下午往午门索薪水”条，可知鲁迅曾参加此次索薪。这是现存鲁迅文献资料中第一次出现参与“索薪”的记录。

但鲁迅实际开始参与索薪的时间应该还要早。据当年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的陈诒先回忆，鲁迅在教育次长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职务期间，参加过索薪，“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教育部次长傅岳棻代部，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翌日天明，我们轮流换班，……直至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傅岳棻从1919年6月至1920年8月间代理教育总长职务，鲁迅在这一时期参加索薪的具体日期待考。陈诒先的回忆文章中还提供了一条时间线索，即“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1919年11月，靳云鹏组织内阁，李思浩出任财政总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直系等随即操纵北京政府，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也随之下台，只担任了不到一年的财政总长。据此推断，鲁迅参加这次教育部职员索薪的时间应在1919年11月至1920年7月间。

1921年11月，教育部职员以欠薪甚久为由停止办公。11月12日鲁迅日记记载“夜往教育部会议”，商讨的是索薪措施。12月16日，鲁迅与15名同僚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呈文写道：“频年以来，国家财政支绌，俸薪每至积欠，……今岁十月间，本部俸薪欠至五月之久……部员之苦况既未蒙体恤，部务之整饬更未见端倪……今本部之现状至于此，实不忍唯阿取容，再安缄默”。12月21日，教育部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一面通电全国，申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一面上呈府、院，全体辞职并索还欠薪。1923年，教育部经费更加困难，一度准备拍卖部里的书物救急，引发舆论热议。1923年11月18日，鲁迅接受藤原镰兄主编的日文刊物《北京周报》记者的采访，向公众解释教育部拍卖公产一事的缘由，揭露了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致使广大教职员们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黑暗现实。

鲁迅虽然“已经对无药可医的北洋军阀政府不存任何幻想，否定了以合法斗争为根本手段彻底改造旧社会的做法，而绝不意味着他对广大公务人员争取生存权的斗争持冷漠态度”。1926年1月16日，鲁迅参加了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合索薪，还与陈启修一起作为女子师范大学教职员代表发言。当天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晚回”。发表于1926年2月1日《语丝》周刊第64期的杂文《学界的三魂》篇末《附记》中提到了这次政学两界人士“索薪”活动：“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自然是讨不来。”讥讽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鲁迅参加索薪一直持续到1926年他离开教育部。

1926年《莽原》半月刊第15期刊发了鲁迅的《记“发薪”》一文，记述了自己本年在教育部仅领取了四次薪水（其中第三次也是在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共一百九十元五角，而历年来政府欠他的薪水约有九千二百四十元，“现在是无论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给了，如果偶然‘发薪’，那是意外的上头的嘉惠，和什么‘索’丝毫无关”。自嘲已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对当局能补发这些欠薪不抱任何希望，对北洋军阀统治下教职人员生活无法保障的现实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

因为深知缺钱之苦，鲁迅对知识分子价值理想精神的消解有更深的认识。鲁迅曾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劝其接受浙江农学院的聘书：“农院如‘卑礼厚币’而来请，我以为不如仍旧去教，其目的当然是在饭碗，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1926年，因生活难以维持，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将清代章回小说《何典》校点，由北新书局出版。因《语丝》登了一个《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被一些“文士”攻击，“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鲁迅在写于1926年的《〈何典〉题记》及《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文中，借刘半农为维持生计出版《何典》为题，谈及当时教育工作者的清苦生活：“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由于长期欠薪，当年北京大学虽勉强开学，但每天都有数十教员请假，所以鲁迅在文中嘲讽“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提出以独立的人格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必须有够活的薪水”，认为连一份兼差都没有的刘半农印书卖亦是无可如何之举，抨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结语

《端午节》通过对方玄绰复杂心态的描写，剖析了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性格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和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小说是对民国生存语境的文学诠释，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经济生活的真实资料，显示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物质和精神关系问题的深刻思考。

《端午节》在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篇被低估了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的作品。“差不多说”折射出鲁迅可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小说与当代读者形成“隔膜”、被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读者不了解小说描写的时代背景，对彼时知识分子的生存之艰难以感同身受，因此对小说的价值难免会存在质疑。本文从“史实考订”和“文本阐释”两个层面重读《端午节》，力求还原历史语境，探究小说内涵及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消除文本解读中的历史隔膜和误解。以期重新评价《端午节》在鲁迅小说中的价值。

——原文载《东岳论丛》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