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之路》②｜他们四个人用亲身经历见证40年山东民生改革变迁_山东要闻_山东新闻_新闻

齐鲁网12月19日讯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政论专题片《筑梦之路》12月18日起，每天22:00在山东卫视播出。聚焦山东在改革开放40年里的沧桑巨变、沧桑渐变，与时代机遇相会相知的过程，《筑梦之路》通过风气之先、变革之本、动力之魂、活力之源、时代之潮五个维度，全面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山东开领风气之先的创举，以人民为中心的作为，创新创造的动力，人才活力的激发，以及在新时代的大潮中，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壮志豪情。

19日晚《筑梦之路》播出第二集《变革之本》。本集聚焦改革开放40年，山东在教育、住房、医疗、户籍领域的重大改革，重点讲述了桑新华曲折的77年高考故事，李鹰从筒子楼到宽敞大房子的住房变迁故事，农民王新民一家基本医保实施前后的不同生活变化故事，以及宋光明20年间户口从农村迁出迁入的故事。展现40年来，山东以人民为中心，在民生变革方面给人民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教育改革山东实现更高层次教育公平

对于桑新华来说，1977年，能够参加高考，是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而此前的三年里，她几乎是在错失上大学的痛苦中度过。

山东散文学会副会长桑新华1974年推荐加考试，成绩和推荐情况都在公社名列第二名，最后录取第十八名，她却名落孙山，只因为她伯父做过小买卖，在汽车站卖花生和鸡蛋。“就因为这点事，我就不能被录取，我委屈得大哭啊，上天入地的找不着公平。”

公平，在1977年的冬天不期而至，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从此，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在这里交汇转折。因此，1977年也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这一年，山东80万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三年之后，农家子弟薛其坤也通过高考走出了沂蒙山区。

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说：“原来在沂蒙山区，可能就当一辈子农民，到了县城读高中，在马路上见到了以前在乡下没见到的穿着裙子的年轻女孩子，穿得这么漂亮，自己油然的羡慕，希望将来能娶到穿裙子的当妻子。”

高考让薛其坤娶上了穿裙子的妻子，也是他成为量子物理领域国际专家的人生起点。然而，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更多的人只能与大学擦肩而过。1977年的全国高考录取率仅为5%，那个时期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改革开放40年，山东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东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申培轩说：“到了2018年，山东省的高考录取率超过了80%，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是山东教育领域一种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质量的公平，一直贯穿着教育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是我们的一条主线。”

费县大田庄中学是费县最偏远的一所乡镇中学，支教教师李全美成了这所学校建校42年来第一位专业音乐老师。“我们城区学校的骨干老师基本上都要轮流到乡村学校交流支教，第一堂课就感到了孩子们对音乐的渴望和激情，他们很投入，相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他们缺少很多接受专业教育的机会。” 李全美说道。

张学训老师在这里任教30余年，他静静地站在教室前聆听孩子们的歌声，在这歌声里，他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更美好的未来。张学训说，以前学校只有几排瓦房，上课的时候白天当教室，晚上当宿舍，老师和学生在里面住，自从城乡教育均衡化以来，学校的各种设施都具备了。

大田庄中学的蜕变，是山东施行城乡教育均衡化的一个缩影。新时期城乡一体的教育变革，打破基础教育的新城乡二元格局，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更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这种变革不仅发生在大山深处，在离田庄中学千里之外的威海市区也在同步推进。

鲸园小学位于威海市中心，是一所百年老校，师资力量雄厚，曾经是威海市很多学生家长择校的首选。然而正因为生源太多，鲸园小学一度成为威海市大班额教育“城市病”的典型学校。

从2013年开始，山东加大投入，改善城镇学校办学条件，从源头上解决择校热和大班额等难题，当年，环翠区码头小学改建完成，昔日被学生家长唯恐躲避不及的老旧学校华丽变身，张红华的两个孩子先后到码头小学上学。

到2017年，山东全省基础教育实现了义务教育的零择校，基本消除了大班额问题，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山东教育科学院申培轩说道：“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40年的教育变革教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给他们不断地撑起希望。”

从解决温饱到公平教育，40年来，每一个中国人的希望正慢慢照进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再微小个体的梦想也得以萌芽、成长，结出果实。

从筒子楼到宽敞大房子住房改革让人民住有所居

1986年，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鹰刚刚参加工作，住在筒子楼里的他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套大房子。“当时在山师连一个单间的房子都申请不到，那时候就是排队，好不容易在1988年分到了一间屋，到96年孩子上学的时候，支了一个小床，一张大床加块板子，整个屋就这么点，吃喝拉撒都在里边，在走廊上蜂窝煤炉子做饭，洗澡在公共的厕所里或者是在盥洗室里，晚上大家规定个时间，比如说男同志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女同志十一点以后。”

筒子楼，一个已经离开中国城市居民很久的名词，它把那个时代人们居住的尴尬和不堪留在了楼道的锅碗瓢盆里。当时像李鹰一样的多数城镇居民，在人均不到5平米的狭小空间里，苦苦等待着一块更大的栖息之所。

1987年，一场关于住房改革的试点在山东烟台悄然启动，拉开了中国住房改革的序幕。此时，一个住在筒子楼里的青年军官闻讯赶去调查，写下了报告文学《居者有其屋》。

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许晨说，“烟台改革的第一步就砍向了低房租这个问题，叫提租发券，为什么呢？把房租从几分钱一平方，提到了一块两毛八一平方，提高了好几倍，人们不再争大房子了，因为争大房子要多付钱，房租一下子高了。”

提租，使得烟台住房建设资金紧张的状况得以缓解。1988年初夏，山东乃至全国的第一个商品房小区，烟台民生小区开工建设。28幢楼，一幢楼一个建筑公司，同步开工，年底就全部竣工。

烟台住房改革打响了全国房改的第一枪，一种“新住房制度”雏形破土而出。烟台经验开始推向全国。然而，烟台房改的模式还并没有真正实现住房紧张状况的根本改变，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商品化住房和福利性分房双轨并行的模式制约了住房市场化的步伐。

1998年，国家宣布停止实物福利分房，中国真正开始了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从此，山东的住房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86年的9.15平方米达到了2016的37.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逐年提高。

家住青岛康居公寓小区的孙秀娥是残疾人。2007年，她成为青岛市率先实施保障房租赁政策的第一批住户。“以前没房子住，后来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我有房子了，不管怎么说我有自己的家了，还是有个家好，要不搬个家也不容易。”

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初，山东提出建立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应体系，从经济适用房到廉租房，公租房，再到现在的保障性用房，山东一直在住房改革的道路上着力解决城市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让他们在城市发展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为民表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租售并举，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租售并举，要实现多主体的供给，多渠道的保障，让全体人民实现住有所居的目的。”

20年间户口从农村迁出到迁入看山东户籍变革演进之路

40年的住房改革，在有效解决城市居民住房困境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住房紧密相联的户籍制度变革也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2017年8月12日，刘晓平成为济南市购房落户新政的第一位受益者。

刘晓平1997年从内蒙来到济南，户口一直在老家，听说买房子可以落户，因为条件有限，就买了一个40平方的小房子，因为面积不够一直落不上户口，“孩子慢慢长大，牵扯到上学，可把我愁坏了，后来听说济南户籍新政，房子不限面积就可以落户，我就第一个跑去把户口给落了。”刘晓平说道。

从100平方到90平方，再到没有面积限制，济南落户政策里逐渐缩小的住房面积数字，折射的正是山东户籍不断变革的演进之路。

2004年，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率先在山东实施，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山东社科院研究员崔树义介绍说，统称居民户口保证了城乡居民“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利，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倒逼与户籍登记相关的二元政策改革、调整。随之，以合法稳定住所为基本条件的小城市落户全面放开。人们期待已久以人为本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国家层面的政策实施阶段。

2012年10月1日，山东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居住证制度。在泰安打工的大庆农村青年赵振博成为山东第一批居住证的拥有者。

赵振博说，原来的时候户口在外地，在当地办理很多事项都受到限制，驾照不能考，也不能享受当地交保险，开公司也有限制。“办理了居住证以后，首先驾照能考了，我开公司，包括现在办理泰山登山证，都可以凭借着它作为先决条件，最主要的是我孩子入学，今年正好上小学，通过居住证可以享受同等学区就近入学的政策，在9月3号也顺利入学了。”

居住证持有人已能够享受接近居住地户籍居民的服务和待遇，并逐步实现就地落户。2014年，山东省除济南、青岛的市区外，随着以“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为基本条件的落户制度全面实施，横亘在山东城乡之间的独木桥变成了康庄大道。

这一年，邹城市的宋光明把户口从邹城市区迁回到老家后八村。而在20年前，他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实现农转非。

20年前，艰难迁出，20年后，自愿回迁。迁出、迁入体现的是基本实现的公民居住、迁徙自由权，其背后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均等化以及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鸿沟的逐渐弥合，这其中就包括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基本医保实施几千万农村群众有了医疗基本保障

2003年，孩子出生后两次住院的经历，让德州市临邑县的王新民一家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没想到孩子一出生就正好赶上合作医疗，当时是花了3000来块钱，应该是给报销了一多半吧。当时谁也不寻思老百姓能有那么好的政策，以前我妈病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干着买卖，条件还算可以，花得是倾家荡产，俺两口子就出去打工了。”

阔别了近2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以一种新的形态进入了王新民的生活，给山东几千万农村群众带来医疗的基本保障。

“赤脚医生”，是六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年代农村基层医疗的一个时代符号，那个行走在田间地头的深棕色药箱曾经温暖了一代人记忆。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逐步淡出农村舞台，农村医疗保障进入长达20年的空档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表示，“21世纪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农村表现更加突出。2002年，国家确定以国家出资为主，个人出资为辅，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开始国家出资20块钱，个人出资10块钱，数量虽然不是很多，可是它表明国家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了。”

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山东全省铺开。截至2007年，山东省已有超过90%的农民加入新农合，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步入了新时代。然而，相比于2007年开始实施的城镇居民医保，在缴费、报销额度等方面，又形成新的基本医保二元城乡格局。打破城乡差异，又成为山东基本医保的新目标。2013年，东营市利津县刁口乡81岁的崔凤同老人成为山东新居民医保的第一批受益者。“我在13年住院的时候，报销比例达到50%，原来孩子们住院的时候只能报到20%-30%，差距很大，形势是越来越好，报的比例数越来越大，咱们农民都能承担的起住院这块。原来的时候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