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淘粪工:“厕所革命”风潮下 他们正退出历史舞台

4日凌晨，一淘粪工走在清理旱厕的路上。 记者郭尧 摄

4日凌晨4点多，陈国瑞在上新街清理旱厕。

很多旱厕在深巷内，清运车无法进入，只能依靠人工肩扛手抬。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郭尧 摄

12月4日凌晨3点，33岁的陈国瑞准时出现在回民小区。他头戴照灯，肩上是一根磨得溜光的扁担。扁担两头各有一个铁桶，一根2米长的粪勺插在桶中。舀出粪水、装桶、挑桶上肩……陈国瑞轻手轻脚地进出于小区内的几个旱厕，重复着以上原始的肩挑手抬的淘粪工作。陈国瑞是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一处清除二队的淘粪工。在全国“厕所革命”和济南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陈国瑞他们或许将是最后的淘粪工了。

“大学生淘粪工”

4日凌晨，因为回民小区内有施工，清运车开不进去，陈国瑞等班组7人只能一桶一桶地将粪水从深巷里挑到小区路口装车。味道刺鼻，他们没皱一下眉头，“冬天还好一点，夏天那个味儿才让人受不了。”

陈国瑞做淘粪工5年了，是班组里最年轻的一个。1984年出生的他，是一线淘粪工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对于自己的淘粪之路，陈国瑞至今坦言“没想到”——他不仅曾是名济南大学的大学生，还应征入伍，有3年的特种兵经历。2012年，他从部队退伍后，报考了城肥清运，“考上后，才知道是淘粪工，如果说当时没犹豫，那是假的。”

工作中的陈国瑞并不多言，他只是挑着铁桶，来回穿梭在小巷中。凌晨3点50分，他们又来到上新街，陈国瑞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处院门，轻轻地将铁桶放在地上，“这个点儿，还都在睡觉。”他示意了一下。

借着厕所里微弱的光线，陈国瑞用粪勺将铁桶装满，然后又用扫帚把粪坑周围扫了一遍，挑起粪桶快步向停在巷口的清运车走去。同时，他回头向记者叮嘱了一句，“记得把门给关上。”

“现在的楼房化粪池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清运，但仍有很多家庭在使用旱厕，这些旱厕藏身在济南老城区的深巷内，清运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工肩挑手抬。”陈国瑞工作间隙向记者介绍，城市旱厕的存在也让淘粪工有存在的必要。

在陈国瑞看来，脏点累点都不是事儿，“最怕的是那些不理解和异样的眼光。”让他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他参加同学聚会，有位女同学问他退伍后在哪儿上班，还没等他开口回答，坐在一旁了解情况的室友就抢着说：“咱们这位特种兵，现在当上所长啦，是专淘大粪的厕所所长。”说起这些，陈国瑞顿了一下，“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你都不知道我当时的感受。”

陈国瑞服役时曾是令人艳羡的特种兵，从特种兵到不愿“见光”的淘粪工的身份转变，这其中的心理历程及个中滋味，的确只有他自己知道。“刚参加工作时，也是在上新街淘粪，扁担的铁钩断了，粪撒了一地，溅了一身，我当时就把扁担摔在地上，然后痛哭。”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很多对“大学生淘粪工”不解甚至取笑的声音。

“厕所革命”

如今说起过往，陈国瑞显得“云淡风轻”了。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7点收工，他们是城市夜色里的行者，陈国瑞已习惯了这一切。何况远的可说到时传祥，近的可说到他们队上班组里的老大哥们，淘粪工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每回当我想撂挑子不干时，看看那些老前辈老班长头发都白了，还挑着这么重的粪桶，我就觉得很不应该。后来就转过弯了，再脏再臭的活都要有人干，其实淘粪工和特种兵一样，都是为大家服务，一样让人骄傲。”少言的陈国瑞说起这些来，甚至有些动情。

陈国瑞所在的清除二队的队长江兴华，是一个有着37年淘粪工龄的老大哥。自198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一直挑着扁担和粪桶，穿梭在济南的大街小巷里。“两个铁桶装满粪便，得八九十斤。”江兴华说，从深巷里用肩膀将这粪桶挑着走出来，可不轻快，“挑一趟，短的几十米，长的得有几百米。”

即使现在当了队长，江兴华也仍然工作在一线，“每个人少说也得挑十五六担，一担八九十斤，这么算下来，一个人每天至少也得挑上千斤。”江兴华掰着指头数着，一年365天，不管刮风下雨，他们都照常出工。

江兴华是最能明显感受到“厕所革命”的变化的，“现在只是凌晨清挖，地点还比较分散。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们白天也得干，现在旱厕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就剩上新街和通惠街了……”现在陈国瑞和江兴华所在的城肥一处承担着市中区、槐荫区1000余个老城区家庭旱厕的清运任务，“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旱厕越来越少了。”

明显的变化始自2014年前后。据统计，当时城肥一处负责的家庭旱厕数量有3000余处，而今只剩1000处左右。另外，城肥二处3年前所负责的家庭旱厕数量为2800余处，而目前则为1070余处。

江兴华和陈国瑞他们也都看了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就“厕所革命”点赞济南的报道。相比较旁人而言，他们就其中的感知和自豪更切实一些。

“最后的淘粪工”

相应地，家庭旱厕数量的减少，导致一线淘粪工的数量也随之变化。江兴华印象深刻，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们同事有300多个，目前城肥一处现有一线挑粪工仅55人。城肥二处情况类似，3年前有58人，现在减到32个。

最年轻的陈国瑞现在甚至有点“享受”这份工作了。“不少老住户很放心地把院门钥匙留给我们，在不打扰他们休息的情况下，也能把活干了。”陈国瑞说，这代表的是信任和认同。

来自家庭的认同更让陈国瑞欣慰。以前他淘了一早上粪回家，扑上来要抱抱的孩子总喊他“臭爸爸”，这曾让他尴尬的同时也有些担心，“怕孩子的同学知道他有个淘粪工爸爸，嘲笑他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话。”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前段时间，陈国瑞还被孩子的学校邀请去作了一次国旗下的演讲，孩子们的反馈积极而热烈，他放心了。

现在除了老大哥们退休，几乎再没有新人加入。陈国瑞清醒地知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他们或许将是济南最后的淘粪工。“很多人都说，我们是最后一代挑粪工，但就算失业了，挑粪都干过，还有什么干不了?”陈国瑞他们想得很开。

清晨6点，陈国瑞他们赶往最后一处清理点，林祥南街。空旷的马路上陆续有了行人和车辆，路边的早餐点也在热气腾腾中出摊了。城市的醒来，也预示着淘粪工们即将收工，陈国瑞挑着粪桶，依然是轻手轻脚地，经过小摊位，向清运车走去。

原标题：“厕所革命”的幕后 走近济南最后的淘粪工

[责任编辑：杨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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