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自觉_媒体推荐_新闻

政治上的统治为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现实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但是在阶级对立事实存在的社会里要真正实现包括的文化话语权在内的政治权力,又必须以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为前提。自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因为“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这也就是说作为生产者阶级的劳动大众才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前提,所以与这些劳动大众生存密切有关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就必然会在任何时候都会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否认文化话语权的存在就是否定阶级对立事实的存在,实质就是一个阶级为其能够独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寻求合法性依据。

一、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它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人,还必须能够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主体,即拥有文化话语权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因为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整体的稳步前进,文化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的保障,政治经济的变革必然带来文化的变化。但文化是全人类的现象,也是阶级现象。“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而那些不能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那个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同,其文化话语权力也不相同。尤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这种反应会更加激烈。如在没有发生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里,尽管那些没有得到必要时间和精力保证的文化创造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其文化成果也仅仅是停留在极其粗陋水平之上,但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有文化话语权,能够共享集体活动的文化成果。只是在生产发展和阶级分化产生以后,才出现了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以花费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专门从事着文化创造,而且这些人在社会上也因文化人的身份而获得相应的较好的社会待遇,于是真正的文化创造才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言:“只有奴隶制才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了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这也就是说,正是有了奴隶制产生的分工,才使得一些人可以花费专门时间进行希腊文化艺术和科学的创造,如果没有奴隶制和希腊文化所奠定的分工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一句话没有分工,真正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虽然,阶级的分化与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为真正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必要时间和精力保证是勿容置否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随着文化历史过程的自发性和不平衡性的出现,以及社会文化分化的加剧,文化话语权和政治权、经济权的统一日益成为对抗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如列宁所言: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在这里清楚地表明,阶级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必然划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文化也相应地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文化。

但由于“构成统治阶级的每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意志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被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运用和操作文化机器的权利,即便是文化话语内容模式亦只能按照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对劳动大众进行公开或隐晦地排斥和丑化。这也正像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读书时所疑惑的那样,为什么自己读过许多中国旧小说颂扬的那些主角全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而没有当主角的农民。可见,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还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知识分子非常担心和害怕革命发生会带来他们话语霸权的侵害,就此,也就不难理解作为马克思朋友的伟大德国诗人海涅为什么会对无产阶级革命如此忧心忡忡,他说:“我每想到了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那种毁灭清形,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蒂克世界而沉沦了。”但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因为诗人那种非常忧虑和恐怖的语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判断,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的拥有是不可避免的。

二、理论分析: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的必然联系

众所周知,在列宁浩瀚著作中包含着有关文化工作的讲话、演说、贺词、指示和签署的法令等的文化学说占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其中关于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必然联系的深刻阐述,不仅为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和纲领,而且也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历史见证。

(一)政治革命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宗旨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实现自身彻底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群众基础和基本依靠力量,也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主力军。列宁在审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建国初期面临的文化问题时,提出了政治革命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先要解决生产力的束缚——落后的生产关系形式,即通过政治革命先解放生产力,然后再进行文化上革新,即文化革命,因为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革命。就如毛泽东所阐释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时所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人民群众不仅要夺取政权,更要获得文化上的话语权,而建立在政治革命成功基础上的文化革命则是社会主义取得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革命阶级的文化话语权问题得以确立的前提基础。

不仅如此,列宁也深知文化革命获得胜利的时间周期要比政治革命的周期长,甚至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更何况苏维埃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恰恰是由文盲占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这是一个无法忽视和回避的现实。通过政治革命使无产阶级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了,但是还没有从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政治上的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话语权力会随之自动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工人阶级、农民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主体无法在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条件下实现文化话语权利,尽管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最大限度地赋予了包括社会最下层的工人、农民在内的被剥夺的文化话语权利,使无产阶级过去从未有过的文化权益在这里得到了根本保障,而且在这里广大人民群众是占据着文化事业的中心位置,是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创造者,也是文化话语权益的享有者,正如布哈林阐发列宁的这一思想时所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放在首位的是群众,……群众是文化工作的中心……工人专政的机器越来越威严地使文化全面卷入群众的生活的漩涡,使越来越丰富的科学听命于生活的新需要,使科学发展的节律符合整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的脉搏。”不过摆在新生苏维埃面前的一个事实,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文化落后却严重限制了文化话语权的实现,这也是列宁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文化上的革命实质在于确保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实现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信心十足的指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将赋予人们一律平等地享有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即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革命胜利后,他也多次强调: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且它颁布的法令、法律、条例都明确地规定千百万劳动群众都有权利“经常地和一定地而且左右一切地参加民主式的国家管理”。但是,列宁并没有沉湎于空想的乌托邦,他既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人一律平等地参与国家管理的辉煌前景,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人民文化话语权的匮乏将直接导致主体地位的丧失,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这种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包溶着文化话语权的实现,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主体地位的确立,还包含着人民不仅要拥有运用和操作一切文化机器的权利,而且在话语模式上还要从根本上彻底摆脱只表达剥削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束缚,因为就文化的表现形式——艺术而论,在统治阶级意志的霸权下能够做到像欧洲现实主义一样真正能够用艺术表达新阶级——无产阶级的愿望和历史实践的太少了,这也是恩格斯曾给予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很高评价的原因所在,他说:无论工人阶级迫于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与反抗,还是他们为了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所做的剧烈斗争与努力,不管它是半自觉的还是自觉的,都应该属于历史实践,因而这些历史实践“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充分地认识到实现人民的文化话语权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意义,并自觉把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看做是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尽管从政治上扫清了工农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障碍,但由于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落后而导致的话语权利的匮乏却无法实现让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管理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社会存在的知识分子欠缺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积聚的城市;文化素质高的中心地带和文化素质极其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乡村之间表现出的文化话语权的不均衡状态,更是造成了人民普遍实现管理国家权利的困难。由此列宁直言道:鉴于目前整个苏俄普遍文化水平低和政权机关组织比较弱等因素,苏俄党和政府也曾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因为苏俄党和政府深深知道任何一个粗工和厨妇都不会是马上就能够学会管理国家的,而且也深深明白具备一定的经济前提是使工农群众真正实现其管理国家主体地位的重要条件,然而实现这一前提的首要成分则是要苏俄“达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的人人都识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治权利支持下的文化革命实质就是“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的一场革命,只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着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才能使人民群众化能够在自如地运用和操作文化机器权利的基础上自主地从事管理国家工作,这将是苏维埃政权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的一项工作,彰显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确保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得以实现对巩固苏维埃政权重要意义的理论自觉。

三、实践自觉:实际地领导和参与无产阶级文化话语权实现的动态过程

从政治学上讲,先进制度所赋予人民的文化话语权利还需要文化主体活动观念和行为的动态过程来实现。这也就是说,先进制度要真正实现人们文化主体从崇拜的、无能为力的依赖意识走向自主创造意识的觉醒,真正使文化主体成为政治民主化管理价值原则的制定者,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文化体活动和行为得以形成这一动态过程来实现,否则,先进制度所赋予人民的文化话语权利就会处于潜在的虚幻状态而非实际所有,而文化教育事业的优劣,其结果直接决定着人民文化话语权实现与否。在这一点上,列宁有着清醒的实践自觉。

(一)积极明确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列宁深切知道在整个工业化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权和经济权、政治权依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政治权和经济权的人们,一般没有文化权。所以要确保人民文化话语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且还要人们掌握一定的经济权利。从政治权利上讲,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工人阶级接触文化提供了形式上的政治保障,但是如果不从本质上进行文化层面的变革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否则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执政方式、管理方式就会死灰复燃,这将严重限制和影响着劳动人民现实地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参与国家建设和复兴。从经济权利上讲,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形式上确立了苏俄人民的经济主体地位,但苏俄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因缺乏一支有技术、有技能、有文化的高素质建设队伍支持,而无法高效地进行。所以列宁指出夺取政权后,摆在面前一个非常突出和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通过“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文盲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列宁认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工农群众对文化话语权的需求增长百倍。由此列宁说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与吸收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扫除文盲工作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要组建国家政治体系,必须让部分有文化的成长起来的工人充实它的整个机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另一面夺取政权后苏维埃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量,必然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首要的根本任务,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至关重要的是大批地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的不断涌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彻底“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而且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要困难千万倍,这就要求苏维埃全部文化工作者应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必须重视群众的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积极投身于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二)积极筹建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为了加强党对全国文化和政治教育工作的集中领导,在列宁的督促和监督下1920年10月成立了以克鲁普斯卡娅为主席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并通过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草案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对该部一切部门工作的领导地位,明确俄共各宣传鼓动机关与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各教育机关之间的组织关系,并将各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所有与教育有关的平行机关进行合并。对此,1918年9月17日列宁专门致信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殷切希望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能够协助和配合这一工作的完成,他强调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取得成就直到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不仅如此,列宁在积极主张建立文化教育领导组织的同时,多次强调党的集中领导和遵循党的政策对于促进这一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性,他举例说:国内战争时期党所发挥的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对于苏维埃俄国最后取得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进攻的全面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22]p402同样就未来共产主义事业而言,如果在俄国千百万备受压抑、愚昧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的、世世代代受地主压迫的农民们身旁,没有“一个他们所了解、接近、信任、当作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并向他们解释,“使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事业就没有希望。”因此当俄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居住在一国之内的各民族结合在共同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前提下,那些企图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不受党的集中领导而妄想把这些民族一劳永逸地分开的做法就是荒谬和反动的。

(三)积极参加文化教育工作的扫盲运动。劳动群众的文化话语权的实现除了与政治、经济等权利密切相关以外,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话语权的运用和操作。十月革命后,列宁深知在沙俄这个欧洲文盲最多的国家里,完成扫除文盲这一任务对于新生苏维埃政权来说还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与挑战。据资料显示:十月革命前,俄国大约有3/4的成年人不能读写,农村及其偏远地区文盲约占8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99.5%。十月革命后到1920年初,每1000人中识字的只有319人,平均每1000名男子中识字的只有409人,每1000名女子中识字的人数仅为244人。列宁认为目前苏维埃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落后的处境,是苏维埃政治经济发展丝毫不能跨越的困难。所以从根本上进行一场彻底的扫盲运动,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列宁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委派卢那察尔斯基到教育人民委员会部专门负责扫除文盲的工作。1918年12月人民委员会在列宁的督促下专门通过了《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所有登记注册的识字者要担负着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识字水平和政治觉悟。同年他又在《关于编写工农读本的指示》中又强调扫除文盲的工农读本要通俗化,读本要考虑到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所以 “叙述要非常通俗。”而且读物应当既适合当众宣讲,也适合家庭阅读,有的可以允许单篇翻印或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开展国民识字运动是全党的任务,并把开展农村文化工作提上历史日程。1919年12月,列宁亲自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1920年7月列宁又指示成立了全俄扫盲工作非常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部管辖和领导。除此之外,为了保障扫盲工作的顺利推进,列宁专门提出增加国民教育经费和提高国民教师地位的两项关键性措施。1923年1月2日在《日记摘录》中指出:虽然现在居民群众距离普遍识字的目标还远的很,而且沙皇时代相比,现在的进步也太慢。但是,现在不应当仅在这个不容争辩的过于理论化的道理上纠缠,而是应当实际着手对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问题干起来。这就是:“首先削减……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会部……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必须改变过去仅仅停留在我们党对这个工作还做得太少和做的还远远不够的道歉层面,而是应当立足实践中,真正将功夫用到“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而且伴随着这两项措施的不断实施和推进,各种扫盲学校在社会主义俄国迅速建立。总之在列宁和俄共(布)的关怀和领导下,自觉将人民的扫盲问题与实施根本性的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扫盲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仅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几年时间,识字人数就达到了560多万人,比过去增加了一倍,这为确保人民群众基本文化话语权利的实现奠定了前提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里,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它要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人,还必须能够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主体,因为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整体稳步前进,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才能体现。十月革命后,列宁深刻地认识到确立的政治统治为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现实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创造了必要政治前提,但经济文化落后的事实存在,却使先进苏维埃制度所赋予人民的这一权利处于潜在虚幻状态而非实际所有,因此先进苏维埃制度要真正实现人们文化主体从崇拜的、无能为力的依赖意识走向自主创造意识的觉醒,真正使文化主体成为政治民主化管理价值原则的制定者和践行者,就必须通过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来实现,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愧于先进文化这一称谓,对此列宁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本文节选自陈兆芬著《列宁文化自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131-140页,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