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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叙事中的灵魂审判——论莫言的《蛙》的结构艺术

来源:大众网

作者:

2018-11-15 10:53:11

莫言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既不愿模仿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总是在不断的超越自我。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蛙》就是一个探索性的文本。《蛙》共分五部,其结构由三种文本组成:一是剧作家万足,笔名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这五封信分别处在小说每一部的开头位置。二是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主要讲述姑姑万心这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处在前四部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信的后面。三是一部名为《蛙》的九幕话剧,为小说的第五部。这三种文本也是三种不同的文体,一是书信体,二是小说叙述文体,三是话剧文体。从结构构成要素上来看,《蛙》与《酒国》极为相似,但《蛙》中的话剧文体取代了《酒国》中的李一斗的小说文体。从叙述者来看,《酒国》中的叙述者是在莫言和李一斗之间不断变换的,而《蛙》中的叙述人则始终是蝌蚪,信是蝌蚪写的,书信体小说也是蝌蚪创作的,《蛙》的话剧剧本还是蝌蚪写的。但是由于文体的改变,叙述视点也发生了变化。

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谈到他的创作设想,准备工作等,具有元叙事的性质。如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就谈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说姑姑的故事已引起人们的兴趣,县文化馆的一位文友,已经动笔写作一部乡村妇科医生题材的小说,自己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并答应杉谷义人用写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诉他。在第二封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又谈到自己创作的准备情况,并且尽量地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在2004年元旦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蝌蚪谈到了小说中的人物和自己写作时的一些情况,并对小说中涉及的问题直接发表评论:

您说读到王仁美去世时流了眼泪,我写到她去世时也是热泪盈眶。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尽管她老人家近年来经常忏悔,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①]

蝌蚪在这儿既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合理性,又没有否认在这合理性中蕴含的个人悲剧。在写给杉谷义人的第四封信中,蝌蚪谈到自己的写作目的和写作态度:

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您的安慰和开导,使我心中豁亮了许多。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②]

在2009年6月3日的信(也是最后一封)中,蝌蚪写到:

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剧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与我剧本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使我写作时,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实记录还是在虚构创新。······这个剧本,应该是我姑姑故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剧本中的故事有的尽管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因此,我认为它是真实的。[③]

从以上所引的蝌蚪的信中,可以看到蝌蚪既谈论了写作剧本的设想、准备、进度,也说到书信体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并谈到自己的创作态度——真诚的写作。有意暴露叙事的俗例、常规,使叙事的人为性质和虚构性质显露出来,从而构成了元叙事的陌生化效果。尽管蝌蚪强调姑姑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元叙事的行为本身,却暴露出叙事的虚构本质。故意让人们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质,也是作者莫言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在莫言看来,写实和虚构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很明显计划生育是一基本国策,是一敏感话题,也是文艺创作中从未正面涉及的一个题材,任何对此说三道四的话语,都将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蛙》获茅盾文学奖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反对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蝌蚪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自己有时分不清是在如实记录还是在虚构创新。其实就是在故意混淆写实与虚构的界限,造成一种真假虚实莫辨的状况。从而让那些手持放大镜寻找肮脏字眼的文坛英豪无处下手。而元叙事就具有消解真实性、强调虚构性的功能,所以,像《酒国》一样,采用元小说的方式是作者为规避政治风险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也是莫言“结构就是政治”观点的又一具体实践。

《蛙》主要写了姑姑五十余年的生活经历,但小说不可能将这五十余年姑姑所经历的一切事无巨细地一一展示,也不可能完全遵照故事的自然时序以等量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作家根据表达的需要,应该对故事的详略进行选择,对时间、事件进行合理的安排。必须要有所取舍,删繁就简,择其要点来叙述。那么,姑姑的故事就成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生活片段的组合。在第一部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是2002年3月21日,其后的小说叙事以回顾性叙述的方式,讲述了姑姑万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经历。1950年代姑姑成为妇科医生,在东北乡推行新式接生法,接下几千名婴儿,享誉乡里,被乡亲们称为活菩萨,送子娘娘。其中穿插了姑姑与飞行员王小倜的爱情故事和王小倜叛逃后姑姑的不幸遭遇。第二部中的书信体小说叙事主要讲述了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坚决实行者的经历,同时也遵杉谷义人之嘱将自己经历的事情写了进去。蝌蚪的妻子王仁美计划外怀孕,在部队领导和姑姑以及蝌蚪的劝说下,王仁美同意打掉胎儿,但因大出血而身亡。第三部主要叙述了蝌蚪与小狮子的婚事,围堵计划外怀孕的陈鼻妻子王胆,结果王胆早产,女婴陈眉存活,王胆死去。第四部写的是21世纪初,姑姑退休后的生活,为早年的计划生育时期所做的流产引产而忏悔。蝌蚪与小狮子退休后回高密居住,由于婚后无子,小狮子找陈眉代孕。第五部中的信写于2009年6月3日,信后是一话剧《蛙》,交代了故事的结局。这一个个故事片段,连缀起姑姑五十余年的生活经历,也将中国乡村五十余年的生育历史呈现出来。从第二封信到第五封信,都是上一叙事单元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下一叙事单元,从而成为叙事单元转换的枢纽,也是读者在经过较长时间阅读后从而获得短暂休息的驿站。 

《蛙》也是一个利用多重文本进行反复叙事的复合结构。除了书信体小说中讲述了姑姑的故事,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也像《酒国》中莫言与李一斗的通信一样,具有中断叙事进程,显示杜撰特性,混淆写实与虚构界限的作用。同时,这五封信也成为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和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过程,既成为小说时空转换的驿站,又是一反复叙事。但这种反复叙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视角的转换中,展现出事件的丰富性。在信中,蝌蚪对姑姑的故事进行了评点和再叙述,就是由于文体的转换所带来的视角变换,使蝌蚪能够跳出事件的进程,以现在的视点来反顾、阐释姑姑过去的故事,从而显得更加客观公正。但真正起到对小说叙事进行重复叙述作用的则是第五部中的九幕话剧《蛙》的剧本。在第四部的书信体小说叙述中,写到了蝌蚪与小狮子婚后多年小狮子无法怀孕,到娘娘庙求子,并去袁腮的牛蛙养殖场参观,后来得知袁腮还暗中经营代孕公司。小狮子求子心切,进入牛蛙养殖场上班,暗中却想尽办法找陈眉代孕。蝌蚪后来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要想办法终止妊娠,但此时陈眉已怀孕六个月,而小狮子则坚决不让。小狮子假装怀孕,后在牛蛙养殖中心的“隐秘产房”分娩,产下一男婴(实际上是陈眉代孕所产)。陈眉走向代孕之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个当年的早产儿,长大以后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她与姐姐陈耳去广东东丽毛绒玩具厂打工,在一场震惊全国的火灾中姐姐丧生,陈眉彻底毁容。回到家乡后,父亲陈鼻又遭遇车祸,欠下巨额债务。为偿还欠债,陈眉才答应为人无性代孕。在叙述上述事情的同时,还讲到了姑姑退休那天酒醉后的一段经历。姑姑酒醉后无意间走进一片洼地,听到遍地蛙鸣,犹如成千上万的婴儿啼哭,在姑姑听来这如哭的蛙声里,仿佛是无数受了伤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姑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拔腿就跑。但千万只青蛙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将姑姑团团围住,并跳到她的身上抓挠和咬啄,将她身上撕得不着寸缕。姑姑惊恐不已,幸遇泥塑艺术家郝大手而得救。一直未嫁的姑姑遂与郝大手结为夫妻,在反思中,也为自己在计划生育中扼杀的胎儿充满了悔恨。

话剧剧本《蛙》就是沿着第四部中情节线索向前推进的,在递进中,展现出事件的多侧面、多层次的丰富性。剧本的中心情节是围绕着陈眉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展开的。陈眉生下孩子后,袁腮的代孕公司谎称产下的是死胎,立刻抱走。原来说好的产下男婴给五万元钱,结果只给了一万元。但又以1毫升十元钱的价格来购买陈眉的初乳。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陈眉对孩子有了深厚的感情,并不相信孩子已死的谎言。孩子的失落,使她精神有些不正常,去派出所报案,她要找开封府,要见包龙图。在蝌蚪庆贺孩子金娃满月的酒宴上,陈眉趁小狮子不备将孩子夺走,匆匆离去。蝌蚪与小狮子紧追不舍,后来跑到电视剧《高梦九》的拍摄现场,走进民国县政府的大堂。高密县县长高梦九学习当年开封府包大人断案,把孩子抱在自己怀中,然后让小狮子与陈眉抢自己手中的孩子,说谁抢到孩子归谁。两人拉扯着孩子,孩子大哭,精神不正常的陈眉哪知轻重,一把将孩子抢了过来。高梦九援例判决:放手者为亲母,将孩子判归小狮子。剧本也讲述了姑姑继续为当年计划生育扼杀的胎儿忏悔。她通过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捏出了成千上万个面容与表情不一的泥娃娃,象征性地为自己曾扼杀的胎儿赎罪。剧本是书信体小说叙事的延伸和对结局的交代,都对姑姑和蝌蚪的故事进行了重复叙述。

剧本的对小说的重复叙述,不仅仅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完善上,也表现在剧本为小说中被叙述的人物提供了一个自我言说的机会。前四章无论是给杉谷义人的信,还是其后的书信体小说叙事,都是蝌蚪一人的独白,但是到了第五章的剧本,却成为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文本,这也是由话剧剧本这一文学样式所决定的。小说中所涉及到的众多人物(被叙述者)纷纷登台,成为了叙述者。剧本为小说中的被叙述对象提供了一个自我言说的舞台,小说中的被叙述对象作为剧中人,摆脱了被叙述的地位,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直接发声,可以用自知视角对自身经历进行诉说,或自我申辩,或直抒胸臆,或对自己在小说中被不可靠叙述遮蔽下的真相进行辩诬或正名。如在第四部中陈眉只是作为叙述对象——既是叙述者蝌蚪的叙述对象,也是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对象——没有正面出场,在剧本中,陈眉却成为主要人物,直接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幸遭遇发出控诉,申冤鸣屈,也揭示出第四部中的不可靠叙述掩盖了的事情真相。在小说叙事中,小狮子、姑姑,当然也包括蝌蚪,都在为小狮子怀孕产子大造舆论,什么回春丹、腹部隆起的怀孕状、还有牛蛙养殖中心的隐秘产房等,这一切的假戏真做,就是为了抹掉陈眉代孕的事实。可笑的是小狮子也真以为自己是产妇,也能够分泌乳汁,姑姑也以为自己真有让高龄妇女能够回春的灵丹妙药。但这一切不过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剧本中陈眉的出场控诉、伸冤,彻底戳穿了全部谎言和假相,让人们直面幻影下的严酷现实。陈眉的登台,证明了小说叙事不过是一种人为地变形了的信息,也是现代叙事学中的一种不可靠叙述。

作为剧本作者的蝌蚪,也在剧本中成为剧中人,同时,也是剧本中的叙述者。也就是说蝌蚪既是蝌蚪剧本中的叙述对象,又是剧本中的叙述人。那么蝌蚪在这儿就有了三重身份:剧作者、叙述对象(剧中人)、作为剧本叙述对象的叙述者。

蝌蚪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忏悔,然而他叙述的重点却是处处为自己开脱,认为自己是不得已,甚至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在第四章的小说叙事中,有关小狮子怀孕产子的故事,蝌蚪所叙述的基本上是人为的假象,在第五章的剧本中,陈眉代孕的真相显露出来之后,蝌蚪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作品就是通过事实与评判之间的差异,揭示了蝌蚪对于忏悔虽不乏真诚表白,但仍有自我开脱之嫌的实质。

姑姑退休那天回家时被群蛙围攻的经历,促使了她的反省,深感自己在计划生育中罪孽深重,并立志要忏悔赎罪。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一直声称要忏悔、要赎罪的姑姑,为何又参与了小狮子和袁腮等人让陈眉代孕的谋划?也许对袁腮等人克扣陈眉代孕费的事并不知情。但姑姑配合小狮子假装怀孕,煞有介事地为小狮子听诊,为小狮子在隐秘的产房接生,对外界小狮子这一绝经的妇女怀孕是服了姑姑的回春丹的传言,并不否认,一手制造了“超高龄初产妇”的神话,还大言不惭地说:“人民群众是需要一点神话的!”[④]一个口口声声要忏悔要赎罪的人,为什么又一手制造了新的罪孽?或许是为了给万家留下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子嗣,或许是为了当年王仁美母子的死心生愧疚的补偿。但这都是一己之私,却不能成为一心要忏悔的姑姑再次犯下新的过错的借口。这不是在过去的罪行上又叠加了新的恶行么?不又增加了自己的罪孽么?对剥夺了陈眉作母亲的权利,姑姑毕竟于心不忍,也心怀愧疚。但是在蝌蚪貌似义正词严的劝说下,姑姑的愧疚之心顿时释然。在第九幕中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姑姑:蝌蚪,演戏归演戏,现实归现实,我总觉得,你们——当然也少不了我——我们亏对了陈眉。最近,我的失眠症又犯了,那个讨债小鬼带着那群残疾青蛙每天夜里都来吵我,我不但能感觉到他们凉森森的肚皮,还能嗅到他们身上那股子又腥又冷的气味……

郝大手:你这是神经衰弱导致的幻觉,全是幻觉。

蝌蚪:姑姑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件事如此处理我心中也感到愧疚,但不这样处理又能如何处理呢?不管怎么说,陈眉是疯子,而且是个严重毁容、面貌狰狞的疯子,我们将孩子交给她抚养,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而且,尽管我是不自愿的,但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我是孩子的父亲。当孩子母亲神志失常、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的情况下,孩子由父亲抚养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也会这样裁判。您说是不是?

姑姑:也许我们把孩子还给她,她就好了呢?母亲和孩子之间,那是可以产生奇迹的……

蝌蚪:我们不能拿孩子去做这种冒险的实验,神经病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姑姑:神经病人也是爱孩子的。

蝌蚪:但她的爱很可能给孩子带来伤害。姑姑,您千万不要为这事内疚。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给了她双倍的补偿,还送她进医院治疗,包括陈鼻,我们也没亏待他。等到将来,她的病彻底好了,孩子大了,我们会找个恰当的时机告诉孩子真相——尽管告诉他真相只能给他带来痛苦。[⑤]

在这儿,蝌蚪哪有一丝忏悔之心,倒像是一番精心准备的辩词,完全推脱了自己的罪责。蝌蚪这番推论是建立在陈眉是疯子、是神经病人的基础上的。那么,陈眉是否精神失常呢?从她去派出所、电视剧摄制组的民国县政府大堂中的某些表现来看——如要击鼓鸣冤、要去开封府、要找包龙图,对派出所民警、县长高梦九称呼包大人、包青天,自称民女等——确实不正常。但她在向民警、高梦九陈述自己的冤屈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讲述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毫无滞涩之处。完全是一正常人的思维,哪能看得出是精神病患者呢?剧本中在蝌蚪称陈眉为疯子之前,谈到陈眉是神经病、疯子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家宝妇婴医院的保安说她为“神经病”。再就是派出所所长对民警小魏说,这个女人是东丽玩具厂火灾的受害者,神志不清。第三处就是小狮子等人追赶抱走孩子的陈眉时喊的话:拦住这个疯子。据此能否断定陈眉是疯子么?假如陈眉真是疯子,那么她是何时疯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是被火灾严重毁容后疯的,那么袁腮的代孕公司不会让一个疯子成为代孕者,因为无法向客户交代。另外,讲究基因、讲究遗传的小狮子也绝不会让她代孕。由此可以断定,陈眉是产后疯的可以确认无疑,因为这一判断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陈眉是产后因孩子被夺走而疯的,那么袁腮、蝌蚪和小狮子等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履行代孕前的承诺,还以欺骗的手段夺走了陈眉的孩子,逼疯了陈眉,又增添了新的罪孽。强势者总爱为不利于自己、或不合众嚣、独持异见者随意扣上疯子的恶名,以便将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为一己之利的所谓正义性进行辩护。这是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相对于陈鼻、陈眉父女,蝌蚪、小狮子们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蝌蚪将陈眉称为疯子,就是为自己剥夺陈眉作母亲的权利的合理性、合法性寻找的遁词。在上述的引文中,蝌蚪先以疯子的恶名强加于陈眉,在陈眉是疯子成立的前提下,又以法理上的正义性来为自己伦理正义性进行辩护,再以金钱的补偿来减轻自己的愧疚。这种推理确实逻辑严密,但前提是否成立却只能存疑。不过这种推理似乎说服了姑姑,也为姑姑找到一个下台的台阶。姑姑于是顺水推舟,愧疚之情也就暂时烟消云散,不再为此事而烦心。但从姑姑的亏对陈眉之感和蝌蚪的愧疚上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理直气壮和光明正大的。那些逻辑严密的推理和冠冕堂皇的话语,并不能掩盖恶的实质,而以法律上的正义性来掩盖道义上的不公正,也使蝌蚪的虚伪暴露无遗。

蝌蚪一直对妻子王仁美之死怀有负罪感。在写给杉谷义人的第五封信中,蝌蚪说:“先生,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负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⑥]蝌蚪口口声声地说要忏悔,要赎罪,但并无实际行动。如果说姑姑供奉郝大手捏出的泥娃娃,还具有真实的行动来显示出赎罪之心的真诚,那么蝌蚪则毫无实践赎罪的具体行动。虽然他认为写作能赎罪,但是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甚至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他对事实的叙述和评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不可靠的叙述。小说正是通过事实与对事实评判之间的差异,揭示出蝌蚪的一己之私。正是因为此,写完剧本后蝌蚪的负罪感反而更强烈了。因为他在旧债尚未清除的情况下,在陈眉代孕事件中又制造出新的伤害,如果说蝌蚪对王仁美之死的忏悔还具有真诚之心的话,那么在对陈眉一事中却显露出了虚伪之情。

当蝌蚪从小扁头处得知袁腮不但开办牛蛙养殖场,而且还开办代孕公司时,立刻联想起小狮子去牛蛙养殖厂上班的真实目的和某天同房时的不寻常举动,意识到自己的小蝌蚪已经注入到陈眉的子宫里。在蝌蚪的逼问下,小狮子终于承认了找陈眉进行无性代孕并已怀孕六个月的事实。蝌蚪怒不可遏,想让陈眉终止妊娠,但他联系不上袁腮等人,也无法进入牛蛙养殖场,更见不到陈眉本人。已经五十五岁的蝌蚪又将做一个婴儿的父亲,他感到让陈眉代孕简直像乱伦,因为陈眉是她的同学陈鼻的女儿。在蝌蚪从反对到接受这个婴儿的转变中,老同学李手——堂吉诃德餐厅老板——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使他回心转意的则是在妇婴医院门前的顿悟。望着巨大的广告牌上镶嵌着数百张放大了的表情各异的婴儿照片——这是这家医院开业两年来所接生的孩子的照片的集合——蝌蚪立刻决定要下这个孩子。“上午我还千方百计地想扼杀这个婴儿,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当我回头看到广告牌时,我的想法已经非常明确:我要这个孩子!这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宝宝,我的苦难,都是为他而受。”[⑦]他感到生命的伟大,热爱生命是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给我的赤子!”[⑧]这话语说得多么高尚,多么冠冕堂皇,要下这个孩子,就可以使自己过去的罪恶获得救赎,是以什么样的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或许是他把陈眉生的孩子当作王仁美的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但他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这“不过是自我安慰”。这个孩子明明是小狮子等人合谋的结果,怎么变成上天赐予的呢?把人为的说成天赐的,就是摆脱自己责任的最好借口。1920年代军阀混战,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军阀政客却常常在通电中使用“天祸中国”之类的话语,企图把战乱的罪责推卸给天,从而掩盖自己的罪行。在天赐赤子虚幻臆想的自我欺骗中,蝌蚪要孩子的合理性与伦理的正义性也就成立了,也毫无任何心理上的欠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迎接孩子的出世。在这种虚妄的合理性与正义性的驱使下,蝌蚪就投入到为小狮子合理合法产子的谋划中。但要下这个孩子,却剥夺了陈眉做母亲的权利,蝌蚪的虚伪自私、危害他人之心也就暴露无遗。

在以往对《蛙》的评论中,对莫言写出中国农村五十年的生育史,敢于碰撞禁区的现实批判精神,小说中姑姑和蝌蚪的忏悔意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大都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发掘在忏悔赎罪的表层下所掩盖的潜文本。忏悔真能赎罪么?姑姑与蝌蚪追求的并非终极的解脱,而是对具体烦难的解脱,是对精神痛苦的逃离。在西方,亚当夏娃悖逆上帝的教诲偷吃禁果就是“罪”的开始,作为人类始祖,他们把罪遗传给后代。基督徒通过信仰耶稣而获赦罪,接受耶稣作为救赎主的那一刻就被赦免,但要进入天国,却要靠一生的修炼。要胸怀博爱之心,摆脱尘世中各种诱惑,剔除肉身的积弊,才能摆脱罪的束缚,成为“神的儿女”,最终进入天国。姑姑和蝌蚪毕竟不是由于原罪而要救赎的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宗教信仰,其解脱之道自然与基督徒不同,也难以获得赦罪和救赎。他们的忏悔是由于自己过去所造的罪孽,现在心灵不安,所以要忏悔赎罪。这样看来,他们是相信佛家的因果报应的,是先有过去造孽的“因”,才有现在内疚的“果”。他们的忏悔与救赎暗含着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但佛教的赎罪应广结善缘,利益众生,救苦救难,行善积德,慈航普度,放下尘世中的欲念,才能达到摆脱一切苦恼的涅槃境界。这样看来,他们的忏悔和赎罪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也是不同的。他们内心的不安来源于自身所欠的孽债,忏悔只是为了获得暂时的精神慰藉和心灵的宁静,况且蝌蚪连一丝一毫的忏悔之心也没有,更不用提忏悔的具体行动了。口口声声说的忏悔,只不过是犯下罪孽之后的一种心理需要,与宗教的赎罪无缘。

《蛙》在忏悔、赎罪表层下的潜文本其实是对自我灵魂的审判。小说将蝌蚪忏悔中的自我开脱、自我辩解的虚伪本质彻底的揭示出来,是为了实现莫言“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创作意图。莫言说过:“我的小说跟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是在于我把好人当作坏人来写,坏人当好人写。中国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好人写得跟神仙一样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缺点;坏人写成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人,于是我试着站在超越阶级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下一步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每个作家最后面对的肯定是自我,所谓一个作家的反思、文学的反思,最终是要体现在作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上。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就会有很大改变”[⑨]。莫言在谈到小说的悲悯情怀时说过:“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⑩]在莫言看来,一个作家能否具有大悲悯的情怀,关键在于能否敢于正视并严酷的拷问自己灵魂中的污秽。不要总是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满腹委屈的自怜,而要勇于剖析并袒露自己灵魂中恶念,才能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面对世人。

莫言非常推崇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评价。鲁迅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11]莫言把笔触探向蝌蚪灵魂的深处,揭示出其自我辩解的虚伪本质,其实是对自我灵魂中恶的剖析。蝌蚪口口声声地说要忏悔,要赎罪,而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自我为中心地进行辩解,进行开脱,为了要这个孩子,从法律、伦理等方面为自己寻找借口,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无理。但这样做蝌蚪并不能心安理得,他也感到愧疚,心灵也在遭受折磨。就是在对王仁美之死的问题上,蝌蚪也难逃罪责,也在饱受心灵的煎熬。他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说:“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孩子——当然也是我的孩子——之死,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甚至推给王仁美自己——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俩送进了地狱。”[12]正如鲁迅所说:“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13]叙述者既不推脱罪责,又在进行自我辩护,在两者的冲突中,显示出灵魂深处的污浊。进行自我审判,为的是清除心灵上的垃圾。

蝌蚪的这种自我辩护也是《蛙》的叙述方式决定的。《蛙》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似乎是重合的,在价值观上全然一致,并且由于采取第一人称叙述,使得主要人物蝌蚪、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几乎重叠为一体,三者直接共分同一种情感和价值观。这就导致作者必然要给人物提供自我辩护的机会,在愧疚与自辩的纠结、冲突与对抗中,让人们看到蝌蚪灵魂中的恶,从而显示出灵魂的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莫言小说叙事学研究”(项目编号13BZW1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学军,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宁)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①]莫言《蛙》第151-15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②]莫言《蛙》第18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③]莫言《蛙》第2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④]莫言《蛙》第33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⑤]莫言《蛙》第343-34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⑥]莫言《蛙》第2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⑦]莫言《蛙》第27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⑧]莫言《蛙》第27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⑨]莫言《碎语文学》第3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⑩]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檀香刑》第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1]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莫言《蛙》第2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3]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1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杨凡、李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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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唯一授权的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川渝考点(中心)将于2019年1月4日—1月6日举办音基培训,音乐等级考试首...[详细]
华龙网 2018-11-15

王嘉萌时尚大片曝光 人生百变只做最高级的自我

近日,演员王嘉萌曝光一组为某新媒体杂志拍摄的时尚大片。[详细]
网络综合 2018-11-15

“黑美人”吉克隽逸留齐刘海少女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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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合 2018-11-15

34岁的王珞丹波波头造型搭配针织裙少女感惊艳,气质飙升

34岁的王珞丹波波头造型搭配针织裙少女感惊艳,气质飙升。[详细]
网络综合 2018-11-15

吴昕用小白鞋搭阔腿裤,真的是时髦又遮肉

吴昕身穿着白色长裙,很显优雅脱俗的气质,裙子采用极简的剪裁手法缝制而成,腰间的黑色束腰设计能让她下半身比例被拉长,再搭配一双细高跟...[详细]
网络综合 2018-11-15

“宝藏女孩”杨超越,黑色连衣裙御姐范很足

杨超越身穿一款蓝白两色的毛衣,显得十分俏皮有少女感,搭配一款黑色的破洞长裤多了几分潮范儿,不得不说她真的是颜值高还很时髦呢,难怪那...[详细]
网络综合 2018-11-15

沈月这造型无敌了,宛如漫画中的少女,俘获了上万少男心

沈月这造型无敌了,俘获了上万少男心![详细]
网络综合 2018-11-15

快递包裹 悄然变“绿”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见习记者黄婷婷“双11”过去3天,绝大部分商家已发货,上亿件快递在全国各地穿梭不止,陆续送达到“剁手党”们的手中。...[详细]
华声在线 2018-11-15

长沙五一商圈新增8处无障碍人行设施 过马路更方便了

五一商圈新增8处无障碍人行设施无障碍人行道,让宝妈购物更方便“以前独自带小孩外出购物,上台阶很麻烦,车子都不想推。现在好了,有坡道...[详细]
华声在线 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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