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困境，IMF该如何应对_国际新闻_新闻

【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曲翔宇黄培昭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丁玎】转眼之间，那场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众多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危机已十周年。这期间，很多地区出现动荡，如影响多个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这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一面进行职能改革，一面对多国施以援手。但在一些国家，受援国和IMF尴尬地陷入“援助困境”。眼下，美国向多国发动的“经济战争”恐怕又要给IMF增加难题。土耳其财长日前表示，尽管面临货币危机，但土耳其无意向IMF寻求援助。为此，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批评“美国挑起贸易战是误入歧途”。另一方面，如何走出“援助困境”也成了IMF和受援国都在思考的问题。

涨价增税的“锅”谁背？

作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创立之初的主要功能就包括“向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据IMF官网介绍，IMF授信额度现高达6680亿美元。尽管这种贷款为一些受援国在短期内获取流动性、维持金融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长期看，受援国并未彻底走出经济危机。这种状况在严重依赖能源补贴的中东地区特别突出。

先是今年初突尼斯民众游行要求改善经济现状。导火索是突尼斯政府为满足IMF条件而出台的2018年政府财政预算案。2016年5月，IMF批准了一项对突为期4年的紧急贷款，前提是该国要进行经济改革、大幅减少财政赤字、促进就业等。为使财政赤字低于GDP的5%，突政府在2018年预算案中减少公共支出并提高税收，决定将燃料等主要消费品提价，并对使用汽车、电话、网络等实施增税。这些措施无疑触及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突尼斯大学教授马尔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IMF的钱不是白给的，每一次都附带有条件。”由于本国货币不断贬值，突尼斯民众怨声载道，出租司机塔哈说，他十分后悔和妻子生了第三个孩子，以现有的收入，特别是在第纳尔不值钱的情况下，很难养活这么多人。据了解，突尼斯政府随后准备出台一系列措施，如增加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向困难家庭提供住房等。

6月，约旦部分民众不满政府推出的为得到IMF强力支持的税改政策，一些行业协会和工会的代表高喊“我们不是你们(政府)的提款机”“我们是不会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愚弄的”。最终，首相穆勒吉辞职。2016年，约旦得到IMF提供的7.23亿美元为期3年的贷款，条件是约旦政府必须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就包括增加税收。

约3.3万名约旦公民近日参加了政府发起的新所得税法在线调查。《约旦时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九成受访者认为对各行业征收的税收不公平。约旦提出的新税改案，年收入在8000第纳尔(约合人民币7.2万元)及以上的约旦人所得税率将面临5%的涨幅，而企业将面临20%到40%的大幅增税，并规定逃税者将受到重罚，比如，对漏税处以3至10年的有期徒刑。很多约旦人认为，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任何额外税收带来的公共服务。约旦首都安曼的房产中介商胡赛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听说养老金和遗产也要征税，而这些名目繁多的税项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再看埃及，自2016年埃及向IMF巨额借款以来，物价上涨渐成常态，其中仅燃气上涨就已经历两轮。今年6月中旬，埃及石油部突然大幅上调汽油、柴油及厨用煤气价格，厨用煤气价格由每单位60埃镑(1元人民币约合2.8埃镑)上涨至100埃镑。92号汽油由每升5埃镑，涨为6.75埃镑。在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三年级学生赛义德向《环球时报》记者抱怨，2016年IMF贷款协议签署后不久，因政府着手削减燃料补贴，汽油价格上涨，他每天乘坐的小巴票价由1埃镑涨到3埃镑。而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无论是用电、用水，还是禽类、肉类等食品，价格上涨都在所难免。

是否双方都有责任？

尽管埃及民众对物价上涨有怨言，但埃及的财政表现还是令官方相对满意的。2016年，为应对财政资金缺口巨大、外汇短缺等问题，埃及向IMF提出总价为12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申请并全额获批。埃及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埃及GDP增长率为4.2%，2017年加速至5.2%。同时，通胀率、失业率均为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以来的最低位。西格玛资本投行业务负责人哈立德·哈姆扎表示，埃及政府正用经济数据向IMF及国际投资界展现其毫不动摇的改革决心。

在埃及官方和IMF方面看来，可控的物价上涨尽管会增加占埃及总人口80%的中下层百姓生活负担，但这属于“改革阵痛”。IMF今年上半年在回复埃及政府的申请时表示，埃及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剂苦口良药，有助于稳定埃及经济并在中长期提升竞争力，“然而，这一过程需要短期内做出牺牲”。

“IMF贷款会增加埃及债务并导致问题恶化吗？”今年7月，IMF在其官网回答这个问题时表示，有关国家在遇到经济难题时普遍向IMF寻求融资帮助，“IMF项目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通过提供金融缓冲和延长解决外债及预算赤字的时间，IMF融资有助于埃及减轻经济调整负担。IMF支持的经济改革旨在重塑埃及经济信心并促进增长。

为更好地“对症下药”，IMF代表团今年7月与约旦所得税和增值税专家协会的专家们座谈，研讨如何解决约旦的税务纠纷，完善税收制。约旦专家提出，应提高国家税务部门的管理能力。路透社相关评论说，约旦政府不太可能放弃IMF项目，因为“约旦承受不起放弃该项目的代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约旦高级经济官员表示：“IMF将不得不考虑约旦承受力。”约旦政府希望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并提高公共行业的报酬确保社会稳定，但在当地收入和外国援助减少的情况下，此类举动导致公共债务激增，而大幅增税的约旦政府和IMF都错误地估计了约旦中下阶层居民的承受力。

中东国家接受IMF援助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比如，今年7月，拉美国家海地总理拉丰唐辞职，大背景是海地政府为获得IMF贷款，宣布进行经济改革，大幅提高燃油价格，结果引发持续数天的抗议活动。据粗略统计，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个国家接受过IMF的短期救济贷款，但有的不仅没有实现IMF及受援国经济政策制定者最初设想的经济结构调整，反而因削减基本民生开支等问题触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客观来说，受援国和IMF对这一尴尬的‘援助困境’都负有责任。”复旦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宋国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IMF的主要责任在于执行救助计划时搞“一刀切”，喜欢套用西方流行的一些经济理论，过于强调私有化、财政赤字控制，忽视了受援国的国情。以约旦等受援的中东国家为例，多数国家燃料补贴制度形成于石油经济兴旺的20世纪后半叶，虽然说“后石油时代”意味着去补贴化是必然趋势，但若想在两三年内完成这一进程，就属“欲速则不达”，因为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会急速下降，拖累整体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进程。宋国友分析说，金融危机频发，结构改革迟缓，固然有外部因素，但受援国需要检讨自身的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分配制度。

共商共建是援助平衡点

在援助方面，IMF的失败案例值得研究。宋国友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贯彻共商共建原则，在受援国和援助方的需求间找到平衡点。”

中国学者强调的“共商共建”，在埃及等非洲国家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案例。谈到中企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埃及地方发展部一位前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CBD规划本身就是中埃共商的结果，埃方最开始只想让新行政首都承担单一的行政职能，承接从开罗市中心搬迁出来的政府部门，并没有考虑经济功能，但在后来的项目评估过程中，中企提出行政与商务两大功能很难完全分开，故向埃方负责人建议兴建配套商务设施，最终获得埃方认可并采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程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同很多国家的合作一般是由受援国主动提出所需要的项目清单，中方则基于项目可行性、资金需求额等角度来选定项目，然后在双边建立共识之后再签订合作协议。程诚说：“与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严密的制度设计、精密的技术定义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合作更多的是‘在干中学’，从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