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怎样才能进美国名校？美媒：光会“奥数”可不够

参考消息网4月15日报道 美媒称，随着3月29日Ivy Day（常春藤日）的发榜，“惊心动魄”的申请季走向尾声，今年美国常春藤八所盟校的录取率再创新低。包括很多中国老牌精英名校的申请者在内，都在感叹今年美国名校申请竞争太过惨烈。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11日报道，名校录取率越是走低，人们就越是想了解那些被名校录取的幸运儿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常春藤盟校以及其他美国顶尖大学总是强调学生的领导力，因此领导力可谓它们要求学生所具备的共同特质。美国名牌大学招生官强调申请学生的领导力这一素质十分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分析，美国名牌大学强调领导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招生官真的有错吗？

报道称，申请大学只是一个阶段性事件，一个学生将名校对申请者的领导力素质的要求，作为追求完美的动力这不能算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把美国大学要求申请者具备的领导力素质当成中国某些高中所看重的“奥数”技能，如果把这个并无具体衡量指标的素质的培养，变成无中生有的精心打磨包装，再以此作为进入美国名校的敲门砖，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实际上，领导力素质只是美国名校要求申请者具备的素质之一，比如哈佛大学所中意的申请者，既有那些已经在同龄人中堪称优秀、从而可为他人示范人生经验的人，也有那些通过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可以激励他人的学子。比如几年前哈佛从北京四中录取的一位同学，她深入了解中国尘肺病人状况，采用多种手段号召全社会关注这个弱势群体。这就说明申请大学的学生具备领导力素质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定义学生优秀的唯一指标，学生的个性与特征、经历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多元化学生主体的构成，正是使大学保持激情和动力的根本。

报道称，对于领导力与领袖的定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无论如何，把领导力当成领导者以及指挥甚至指使别人的能力是不对的，领导力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周边的人们一同参与和行动以服务社会的能力，名校对申请者领导力素质的要求是一种正向激励，是要求那些大概率成为社会精英的人，在开始步入社会之时便要具备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初步技能。

在近些年做升学指导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行动起来：有一个学生成立了互助小组，利用自己的数学优势帮助他人，坚持数年，结果收到的不仅是同学的感激和自我成就感，更有名校招生官的青睐；还有学生积极投入和推广各种形式的爱心长跑，从影响班级、年级、学校开始，逐渐扩展到同区学校，最后推广到全市。

四年前，来自北京四中的一名同学，并没有迎合潮流参加被认为最能体现领导力的“模拟联合国”项目，也没有参加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各种类型学术挑战杯赛。相反，他从帮老师批改作业，辅导同学，由浅入深专注于一项科学研究，前后四五年时间，对于北京水文状况和人文特点进行分析，他撰写的论文业界评价具有“极高水准”，而后他将论文提出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作为建议提交给政府相应部门。这项只是出于热爱而非出于让自己的申请材料更光鲜的研究活动，获得了一所以培养学生领导力闻名的美国名牌大学的青睐。由此可见，领导力会在潮流之外体现出独特气质，这种气质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及其对周围人们的感召、对人们思想认识的影响，也正是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道称，表面看来，名校录取的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参加活动多的高中生。但是实际上，名校往往看中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以及参加活动所能获得的经验，更看中的是在如此繁重的课业和课外活动的压力下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科学分配和管理资源，以及利用已有经验准确预见未来的能力，这也是领导力的重要方面。具备这样能力的人，由于管理和分配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在某个方面可能只是一个跟随者，但在其投入专注力的领域，恰有条件成为一个领跑者和领导者。

说到底，“领导力”是一个很难量化的素质与能力。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具有领导力，是否具备成为领袖的潜力，肯定不止于其是否去斯里兰卡照顾大象孤儿，是否去南美山区教英语。无数学生的经历表明，热情和执着才是领导力的源泉。名校指明录取具备这样素质的学生，是对学生价值取向的正向激励，其效应当不在鼓励学生“当官”，更不存在“僧多粥少”以及“都有领导力成为领导，谁人被领导”的问题。具备以服务社会为标准的领导力素质，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多多益善吗？

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的中国学生。（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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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中国留学生对西方认识发生巨变：海外生活与预期相差甚远

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刊登了题为《中国留学生如何学习严酷的人生课程》，文章摘编如下：

当22岁的廉浪鸥（音）回顾她要前往美国留学的决定时，有一个因素显得格外突出：迪士尼频道的电影《歌舞青春》。

廉浪鸥说：“当时，我讨厌中式教育。”她指的是那种高压的、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歌舞青春》则展现了另一种选择：在一种无忧无虑的氛围中，青春期的学生是独立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选择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

但在她抵达美国后，那种美好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学习的廉浪鸥说：“来美国前，可以形容我对美国印象的一个词是‘自由’。但在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有点了解美国社会了。我对这里的印象从好变坏。”

这在她身上产生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连锁反应。她说：“很多（中国）学生变得更加爱国了。”

对于留学生来说，廉浪鸥这种最初的着迷和后来的幻灭并不少见，但从未这样严重过。廉浪鸥是正在美国高校学习的35万中国内地学生之一，这一人数是十年前的5倍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同时出现了这种迅速增长。

纽约福德姆大学法学院讲授中国法和政治的教授卡尔·明兹纳说，1979年改革以后的时代风气是，为了国内的发展，中国需要向外界学习。但现在，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于国外的东西价值几何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质疑”。

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教授孙婉宁一直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中国学生中进行焦点小组研究。她说：“中国留学生对客观性、言论自由、民主价值感到幻灭——这些都是他们最初来这里要学习的东西。”

有关中国留学生态度的研究一直很有限，但已经进行的为数不多的调查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情况。2016年，一项针对在美国珀杜大学留学的大约1000名中国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自从来到美国后，29%的中国学生对美国的看法变得更加负面，26%的人对美国的看法更加正面，其余的人看法保持不变。

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政治学家黄海峰（音）还进行了另一项关于中国大学生希望出国的原因的调查。他发现，出国意愿与对国外社会经济状况的过高估计有明显的相关性。他说：“但是，一旦他们来到西方，他们通常会意识到，这里很多东西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们会更新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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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8日，在美国纽约，几名中国留学生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2018-03-15 09:13:14）

【延伸阅读】28国在华留学生在中原乡村欢度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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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在华留学生在河南省漯河市河上街景区与汉字老师（中）一同展示自己写的“福”字（2月12日摄）。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28个国家的40多名在华留学生，今年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欢度春节。 新华社发（李嘉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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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在华留学生在河南省漯河市河上街景区体验中国象棋（2月12日摄）。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28个国家的40多名在华留学生，今年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欢度春节。 新华社发（李嘉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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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在华留学生在河南省漯河市河上街景区参观玉器（2月12日摄）。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28个国家的40多名在华留学生，今年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欢度春节。 新华社发（李嘉南 摄）

（2018-02-17 08:14:13）

【延伸阅读】中国在美留学生面临心理挣扎：学业压力大 不想辜负父母

参考消息网12月1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2月12日发表作者海伦·高题为《中国人，在美国学习，挣扎》的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2015年秋天，研究生最后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早晨醒来，心怦怦直跳。在讨论课上，我说出来的句子断断续续，同学的声音特别刺耳。

这种焦虑突如其来。我当时已经离开北京的家在美国学习工作了8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院的与世隔绝、第二种语言的阅读重负以及距离给我跟北京亲朋的关系造成的压力都开始叠加。

我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忆起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似乎只是一些小小的低潮：错过的课、失眠、突然缺席群体活动、充斥着阴郁形容词的脸书长帖。

2016年有54.45万中国人留学海外。一份更近的报告说，仅美国就有32.9万中国留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这个机会是课外花数不清的时间准备美国标准化考试之后取得的成果，意味着从中国无情的教育体系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些胜利也有隐藏的危险。耶鲁大学研究人员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45%的中国留学生称出现抑郁症状，29%的人称有焦虑症状。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因为美国大学里一般人群的抑郁比例和焦虑比例只有13%左右。

中国学生承认在国外生活面临的常见挑战，比如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但他们也提到学术压力是导致紧张的最常见原因。尽管他们都听说过博雅教育，但还是常常对取得好成绩所需的学习强度感到惊讶。很多中国人只看重成绩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应强调过程分析和批判思维的教育体系。

因此，当呕心沥血记录下来的一堆堆笔记形不成论文提纲，或者历史考试的问题是有关某种假设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牢记在心的资料年表时，帮助中国学生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决心和毅力反而可能加深他们在国外的受挫感。

中国留学生经常提到的一种困难也无助于缓解这种受挫感：那就是难以和学术顾问形成有益的关系。一项研究采访了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的19位中国研究生，试图了解他们的压力来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说到难以与顾问建立信任。有些人担心语言障碍可能使顾问怀疑他们的智商。有些人承认夜不能寐地琢磨自己沟通时犯下的错误，比如说话时结结巴巴或者给顾问写邮件时用词不当。

这些挑战看起来也许再普通不过，很多挑战美国学生也不陌生。但是，对于从小到大都被灌输学习成绩几乎等于前途和自我价值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些挫折对他们的信心可能打击极大。知识自由的光明前景最后常常带来一种不安感，使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失败。

对于这些学生的大部分来说，失败的代价也并非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绝大多数中国国际生都支付全额学费。一年大概五六万美元的费用是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左右，往往需要工薪家庭倾其所有甚至出卖房产。涉及到唯一的宝贝孩子的未来，家长毫不犹豫地做出那些牺牲；但对于凭良心做事、拼命要达到学术要求的美国大学新生来说，这种重负就像雪崩一样压在身上。

芝加哥的一名中国学生说出了一种流行的意见。她对澎湃新闻说，她经常怀疑，自己的成绩是否对得起工薪族父母在她教育上花的钱。

像这位学生一样的人很难在最近的数据中找到安慰：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9月出台的报告以及智联招聘的数据，80.5%的归国留学生每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约合9927元人民币），平均收入只比内地高校的毕业生略高。

共同的困难使中国学生面临苦恼时彼此寻求帮助。但是，因为中国严重缺少受过良好培训的心理专家，对于不少学生来说，心理治疗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耶鲁大学的调查发现，尽管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令人警惕，27%的中国学生从来没听说过大学有心理咨询服务，只有4%的学生使用过这些服务。

有些尝试过这些服务的人感觉并不满意。除了长时间的等待和有限的面谈时间，还有更棘手的问题。当语言障碍是压力和顾虑的一个原因，中国学生怎样用外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当治疗专家可能只尝试过熊猫快餐（经营美国化中式快餐的连锁餐厅），他们如何表达对中国菜的渴望与怀念？

像普渡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少数机构都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咨询服务。更多的学校需要仿效。雇佣讲中文的心理治疗专家可能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尽管有资质的人选可能难以找到。

由顾问主持的非正式支持组织和延展计划已经从亚裔美国学生那里得到积极反馈，这些组织和计划也可以扩大到中国留学生。大学可以雇佣培训已经适应当地生活的中国学生，作为中国学生社区的顾问。

在多数美国大学，中国学生都是最大的国际生群体，他们的学费提供了急需的收入来源。大学管理者应当更加努力地满足他们的精神健康需求——至少要像这些学生为获得录取一样努力。（编译/赵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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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7年3月7日拍摄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新华社/美联

（2017-12-14 00:12:01）

【延伸阅读】调查：赴美国际留学生数下降 社会不稳定系主因

中新网11月18日电 据外媒报道，美国一项新发布的数据证实，赴美外国留学生数量下滑。根据国际教育协会对全美近500所高等学府的调查数据，2017年秋季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减少了7%，有45%的高等学府反映新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出现下降。

专家提出，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入学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该协会的研究负责人班达里表示，“这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他说，“由于发生了几起涉及国际学生的事件，人们对旅行禁令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对人身安全的担忧。”

该协会主席古德曼也指出，数据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竞争在不断加强。

据悉，该数据还包含2016年至2017年的最终数据，显示国际学生已首次出现3%的下滑，这意味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降。

新入学学生的下降，预示着一些依靠外国学生、规模不大的高等学府有可能出现财政困难。

艾奥瓦大学今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总数从2015年的4100人降为3564人。该大学国际项目主任托马斯表示，10大联盟中的其他高等学府也遭遇了人数下降，没有一所学校还有不久前的那种快速增长。

中密苏里大学的副教务长戈达德表示，2016年秋，中密苏里大学有2638名国际学生，但是今年秋季只有944名。

据悉，中密苏里大学的国际学术主要来自印度。戈达德表示，印度留学生减少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的货币危机，但也出于对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担忧。

印度虽然不在旅行禁令的名单上，但戈达德说，学校的许多印度学生都对禁令感到担忧。

（2017-11-19 12:21:36）

【延伸阅读】华人学者江学勤谈留学经历：“耶鲁教会我学习技能生活智慧”

参考消息网11月19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1月14日刊登教育研究者、作家海外华人江学勤的《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一文，文章记述了作者留学耶鲁期间的经历与见闻，以及对中西方教育的思考，文章摘编如下：

有多少学生既是清华毕业又是北大毕业？中国哪所小学的树木最多？世界上哪座城市每天吃掉的苹果最多？

8月下旬，我在成都同辉学校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天的新教师工作坊，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让老师们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信息源，用逻辑推理来组织、表达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习惯了答案就在手边的老师们而言，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折腾了30分钟，他们感到不解和疲惫。

“你这些问题都是从哪里来的？”一位老师问我。我回答称：“我在耶鲁呆了四年学习如何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12月，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耶鲁没教给我的三件事》的文章，里面写道，耶鲁大学的教育没有使我做好离开学校后应对生活的准备，因为它教我重视分析智能而非情绪智能，重视成功而非幸福，重视成就而非朋友。虽然我仍然相信事实如此，但现在我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想法远够不上全面。

事后看来，耶鲁的确教过我如何思考、学习和生活的其他技能，它们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变得有创意。这些工具使我得以未经专业学校的培训，靠自己的力量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记者、电影人和现在的教育家。这些能力作为整体，构成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它们也指明了中国要如何促进创造力的提升，海外的中国学子要如何学习美式创新，并把其带回国。

要厘清两件事情：首先，中国学生未必要在耶鲁大学学习才能获得良好的人文科学教育，西方有许多优秀的学校致力于传授求知欲、渊博的学问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第二，进入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学校本身并不能保证学生获得良好的人文教育，成败在于学生自己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

然后是我在耶鲁学到的三件事，我正在努力地把它们传授给中国的老师：首先，耶鲁的“细读”技巧教会了我如何收集和分析信息（批判性思维）；其次，耶鲁大学的课程教会我如何提问、如何做研究、如何进行假设，然后如何在研讨会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便对它们进行优化（元学习）；第三，耶鲁的文化教会我值得过的生活必须是道德的、智慧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创造力）。

今年2月，我在北京八中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向该校的英语教师传授耶鲁的“细读”法。

我们读了约翰·勒卡雷的《冷战谍魂》的第一章，然后我向诸位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那是一天的什么时候？几月份？几个角色多大年纪？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师们必须自己去分析文字、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意图。

在耶鲁念英语专业的四年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训练，只是那些文本更复杂、节奏更快、问题更抽象，但思维过程是一样的。即使在今天，我还是会像看书那样去探察人、探察情境。

比思考能力更强大的是学习能力，这是耶鲁教我的第二件事。在耶鲁，我们得选修四个学科的课程——语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所有学科都专注于开发我们的元学习，也就是对我们处理、理解和使用信息和想法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控制的能力。在本科的研讨班课程上，我们最后往往要写一篇学期论文，要做论文，我们不得不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然后通过研究来形成一篇论文，我们在研讨班课程上就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这有助于我们对论文进行打磨。

今年，我给成都的这群小学老师上了一节课。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8月天，我把这些研究问题交给同辉学校的新老师，教他们元学习。那个上午，大家都很沮丧，下午我让老师们自己写研究课题，这是要求最高的元学习技巧。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打磨问题，使其更具挑战性，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且能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比如，我们把“中国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哪部”改成了“中国哪部电影里的狗最多”和“世界上的哪处建筑在电影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上网搜一搜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就能找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另外两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学生需要思考和研究不同的可能性，搜集证据，并且对结果进行比较。

我原本觉得那次工作坊并不顺利。所以，当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他们受益匪浅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然后我记起自己在耶鲁大学的元培训，我的教授在研讨班课程上抛出的大多数问题，都伴随着长时间尴尬的沉默，但是几个星期之后，我还在脑海中回味、重演着那些问题。这个过程，现在正在同辉学校的老师身上重现。

我在耶鲁大学学到的第三件事是，一个幸福和成功的人生，也是一个道德的和利他主义的人生。诚然，就我来说，这个经验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我身上奏效。一般认为，第三件事在中国实现的难度最大，中国学生被迫在考试中相互竞争，但科学告诉我们，创造力来自内在的动机、合作和社会目的感，如果中国想培养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那么也需要培养出下一个甘地和达·芬奇。

我仍然相信，是常春藤联盟的声望和竞争力让我心生傲慢与功利，因为我相信我的学位理应立刻转化成财富和成功。但我现在也可以看到，耶鲁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教会了我一些技能，令我在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学习和命运的主人。虽然这个文凭很珍贵，但人文教育是无价的，因为它令我们具备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美好生活的能力，这种生活会带来创造力，带来爱和幸福。

从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成都到长沙，我过着奔波的生活，只要有学校愿意给我机会，我就愿意去工作。在与中国各地的许多老师们合作之后，我现在明白了自己当初认为他们懒惰、愚蠢是多么的盲目和傲慢，我遇到的许多老师，其实都是无私地一心扑在学生身上，他们每天都激励着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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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2017-11-19 00:19:00）

[责任编辑：杨凡、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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