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西盟：“新机制”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图为西盟县班母村路旁有大量蜜蜂箱。 缪超 摄

中新网普洱9月12日电(缪超)在西盟县的原始密林中，无数中华蜂正在采集百花蜜，照看这些蜜蜂的是当地佤族、拉祜族贫困户。

记者近日走访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脱贫攻坚中，该县创建村组“脱贫工作委员会”，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村庄组织化程度、激发民众脱贫内生动力。

“人类童年”的脱贫难题

西盟县是中国仅有的两个佤族自治县，地处云南南部，与缅甸接壤，全县总人口95606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其中94%。当地世居佤族、拉祜族的社会形态，是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也被称为“直过民族”。1954年，西盟县才创办第一所学校，1958年废除猎人头祭谷的旧习俗。

云南省农业厅农村社会发展处副处长王波告诉记者，这里被叫做“人类的童年”，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还留有原始社会一些影子。“我刚到西盟，隔壁村杀了一头牛，他们将牛肉分成一块一块，每块肉旁放两瓶啤酒，供全村人取食。”

王波此前长期在云南大姚县参与扶贫工作，今年又到西盟县驻村扶贫。

长期参与扶贫工作，他分析认为，现阶段扶贫存在6个问题需要解决：农村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如何提正；如何解决干部干，群众看的问题；如何解决卡内卡外户日益凸显的矛盾；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如何实现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有效。

图为西盟县利用扶贫资金建立起一座现代化肉牛养殖厂。 缪超 摄

上述问题，西盟县均存在，此外，西盟县是民族“直过区”，在脱贫攻坚中，部分贫困户认识不到位、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农村组织化程度低，成为阻碍脱贫步伐的难题之一。

“新机制”如何破题？

今年，西盟县探索在现有村民小组组织设置格局下，创建“脱贫工作委员会”，从党员、致富能手、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中，选举出生产委员、生活委员、宣传委员、治安委员等，并在委员会中选举产生1名主任(一般由村民小组长或党支部书记兼任)。以此打通基层党建、乡村治理和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

23岁的拉祜族姑娘二妹是班母村十四村民小组脱贫工作委员会的宣传委员。她告诉记者，“宣传委员负责宣传扶贫政策与组织村内的文艺活动，还要联系村组内的10户贫困户，负责他们的生产岗位、公益岗位出勤记录。”

数年前，二妹曾到江苏打工，返乡后成为脱贫工作委员会一员，她现在带领贫困户在村子附近的一家蜜蜂养殖企业“打工”。这份工作，每人每年可获得报酬32000元左右。

二妹寨子里的贫困户娜哈，因老公过世与儿子创业失败双重打击，造成娜哈生活严重依赖酒精，无心事农桑。

如何帮助娜哈？二妹使出了“文艺招数”，陪伴哪哈一起唱歌，带她进入村里的文艺队。唱歌和跳舞逐渐改善哪哈的精神状态，现在娜哈承担起村内的公益岗位打扫厕所，依靠劳动获得村集体的报酬。

离班母村十多公里，西盟县利用扶贫资金建立起一座现代化肉牛养殖厂。佤族村寨永广村一组为养殖厂种植大量皇竹草(牛饲料)，该村脱贫工作委员会的生活委员是致富能手饿格领，这几天，他忙着组织贫困户收割皇竹草送到养殖厂。

饿格领说，生活委员要组织好村组水电路、环境卫生、绿化等管理工作，“有时候，我也会承担起组织生产的任务。”

如今，西盟县的寨子里，产业有人帮带，生活有人引导，文化有人组织、治安有人保障。

王波认为，“脱贫工作委员会”可以让党组织下沉到自然村寨，并与现有扶贫工作队相互衔接。“扶贫工作队让贫困村民得到了工作、学到了劳动技术、获得了收益。脱贫攻坚最后，扶贫工作队要慢慢退出，在此过程中，扶贫工作队要对脱贫工作委员会进行帮带，真正实现乡村自治，从贫穷走到小康。”(完)

[责任编辑：杨凡、杨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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